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词的上片所写的境界,在唐宋词中并未少见,像温庭筠《杨柳枝》中的“一渠春水赤阑桥”;韦庄《菩萨蛮》中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欧阳修《采桑子》中的“绿水逶迤,芳草长堤”……总有某种相似之处。然而细细品味,却有所不同,它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将画境、诗意、音响感融为一体,在美学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首句“拍堤春水”,让人感到风吹浪起,湖水轻轻地拍打堤岸的声音;而堤上的杨柳倒挂湖面,轻轻拂水,像是有声,然而却非常细微。再看看水中,瓣瓣落花,随波荡漾,种种色彩,阵阵幽香,都作用于读者的感官。然而词人并未到此为止,他要把这垂杨、流水、落花写足,于是又添上一对对鸳鸯。它们在湖上自由自在游戏,一会儿嬉弄花瓣,一会儿又用小嘴去咬下垂的柳梢。这一“噆”字看上去有点冷僻,然却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鸳鸯动作的迅速与细巧。添上鸳鸯,整个画面就活了,完整了,并且充满了生意和动态美。
词的下片转入抒情。词人把镜头对着小楼,只见珠帘卷处,一位佳人露出淡雅的新妆,在这新妆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她那件柳黄色的春衫。“春衫是柳黄”,同上片的“垂杨”是一样的颜色,人的装束与周围的环境取得了和谐一致。下面接着摄下佳人的一幅剪影:她背着斜阳,凭阑凝望。至于她的容颜和表情究竟如何,词人并未从正面予以描画,而仅仅从侧面着笔,写她的风神,写她的情韵;只是最后“风流暗断肠”一句,才用作者的主观评价给她的情绪淡淡地点上一笔哀愁的色调。整个下片的立意,似从唐人王昌龄《闺怨》诗来。王诗云:“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严羽强调“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沧浪诗话·诗辨》)。严仁此处,似得其妙悟。这词的下片同王诗颇为神似,前面几句同样自然轻快,后面同样一个转折,表现了轻微的哀怨,而熔裁衍化,已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首词的基调是轻快灵妙的。上片写落花流水,剔除了古典诗词中那种习见的伤感;下片写少妇登楼,也不着重表现伤怀念远。全词笔致轻灵,意境新颖,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另外词的下片还注意艺术上的藏和露的关系,露出的是人物最富特征的春衫和倚阑的身影,隐藏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好比画家笔下的断山云雾,在几座峰峦之间留下空白,让幽深的意境隐藏在白云笼罩之下。这就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去想像,去回味。
此诗借颂扬名不见经传的青溪,来印证自己的素愿。以青溪之淡泊,喻自身之素愿安闲。
这是一首写于归隐之后的山水诗。诗的每一句都可以独立成为一幅优美的画面,溪流随山势蜿蜓,在乱石中奔腾咆哮,在松林里静静流淌,水面微波荡漾,各种水生植物随波浮动,溪边的巨石上,垂钓老翁消闲自在。诗句自然清淡,绘声绘色,静中有动,托物寄情,韵味无穷。
诗开头四句对青溪作总的介绍后,接着采用“移步换景”的写法,顺流而下,描绘了溪水一幅幅各具特色的画面。你看,当它在山间乱石中穿过时,水势湍急,潺潺的溪流声忽然变成了一片喧哗。“喧”字造成了强烈的声感,给人以如闻其声的感受。当它流经松林中的平地时,这同一条青溪却又显得那么娴静、安谧,几乎没有一点声息。澄碧的溪水与两岸郁郁葱葱的松色相映,融成一片,色调特别幽美、和谐。这一联中一动一静,以动衬静,声色相通,极富于意境美。再看,当青溪缓缓流出松林,进入开阔地带后,又是另一番景象:水面上浮泛着菱叶、荇菜等水生植物,一片葱绿,水流过处,微波荡漾,摇曳生姿;再向前走去,水面又似明镜般的清澈碧透,岸边浅水中的芦花、苇叶,倒映如画,天然生色。这一联,“漾漾”绘水动貌,“澄澄”状水静貌,也是一动一静,极为传神。诗人笔下的青溪,既喧闹,又沉静,既活泼,又安详,既幽深,又素净,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表现出了鲜明个性和盎然生意。读后令人油然而生爱悦之情。
其实,青溪并没有什么奇景,它那素淡的景致,为什么在诗人的眼中、笔下,会具有如此的魅力呢?诚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王维也正是从青溪素淡的天然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诗人正是有意借青溪来为自己写照,以清川的淡泊来印证自己的素愿,心境、物境在这里已融合为一了。最后,诗人暗用了东汉严子陵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也想以隐居青溪来作为自己的归宿了。这固然说明诗人对青溪的喜爱,更反映了他在仕途失意后自甘淡泊的心情。这一点,写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
这首诗,自然、清淡、素雅,写景抒情均不刻意为之,表面上看似不着力,而读来韵味隽永醇厚,平淡而有思致。前人评“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是最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