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遭暴水拉堤出，设施画略排横流。
大偷尝欲穴堤腹，掩之即日断其头。
至於小猾幸民祸，钩罗姓名皆不留。
陈人恬恬但眠食，恃公牢固如山丘。
今兹水暴潴外郭，眼见盗贼何由仇。
况我方在艰阨中，窜奔日惧蛟龙求。
乌乎不见李太傅，使我涕泪成沈忧。
顷遭暴水拉堤出，设施画略排横流。
大偷尝欲穴堤腹，掩之即日断其头。
至於小猾幸民祸，钩罗姓名皆不留。
陈人恬恬但眠食，恃公牢固如山丘。
今兹水暴潴外郭，眼见盗贼何由仇。
况我方在艰阨中，窜奔日惧蛟龙求。
乌乎不见李太傅，使我涕泪成沈忧。
该诗首联追寻“愁”的踪迹。大千世界，“愁”不会有人主动喜欢，但却无影无踪无时不在人的身边，有时会不请自来，来了又赶不走，它来了总是一半藏在人的心里——“愁肠百结”，一半写在人的心灵之窗——“愁眉苦脸”。
颔联揭露“愁”潜入的时机。深谙愁苦的人总会把“愁”贮藏在心房僻远的角落里，再筑起精神防线提防它侵袭，可“愁”欺人时，它会随机而出，无孔不入。诗人认为“愁”最容易潜入的机会有二，一是风雨摧花春归去，落英遍地孤者见，最能使人愁肠寸断，思虑万千，如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亡国哀愁；欧阳修《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青春少妇被抛弃之悲愁。二是心中有愁情的人借酒浇愁，待酒醒后眼见残月斜照窗棂，想到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愁”会冲破防线，悄悄爬上心头，使人更加愁肠百结，忧愁悲伤，愁人之“愁”会“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范仲淹《御街行》）。此联可能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颈联写“愁”的情状。苦恼的忧愁如藏在愁人的心中，印在愁人的眉间，那愁人就会感觉到“愁”像万顷连天草铺天而下挥不去，就像千万条盖地丝绳网冲不破，他被严严盖住、紧紧捆住，困在其中，痛苦不堪。想挣脱这“柔”若草“乱”若丝的“愁”绪实叫人无可奈何。
尾联写“愁”无处不在。“愁”如此气人、欺人、恼人，可能那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们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姬歌妾舞、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愁为何物，除此之外，“愁”乃“人问何处不相随”。
“愁”究竟为何物，曹植《释愁文》有此一释：“愁之为物，惟惚惟帆。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
这首《咏愁》诗如李商隐咏《泪》诗写泪而不见“泪”字，此《咏愁》诗也满篇不见“愁”字，这类诗近似制谜语的文字游戏，都以巧丽取胜，真如前人所评“格虽不高，却有神无迹”。
这首诗可以分为三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迟客不至的失望，通过回想月亮最圆、月色最好时与友人会面，更反衬了今日失望的深。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大量引用《楚辞》中的典故，表现了对友人入骨的思念，也表现了对友人一种温情的体贴。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写自己在焦急地询问友人的消息，企望着能与友人欢乐相会。这首诗用典故很多，切对人物心理变化写的非常细腻、深情。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这两句是化用刘向《九叹·远逝》：“日杳杳以西颓兮，路长远而窘迫。”是说落日西沉了，而行人还困于漫漫长途。“杳杳”、“漫漫”两个叠词虽是描状客体，却也传达出主体那种莫可如何的惆怅。起句从傍晚写起，那么读者不难想像整个白天如何。
“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这两句自问自答，点明题意。下面转入回想：“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回想与友人分别时，约定在十五会面，现在十五早已过去，怎么还不来呢。“期在三五夕”，月亮最圆、月色最好时会面，那情景该多美。设想的美更反衬了今日失望的深，“早”、“犹”呼应，传出他深深失望之情。
上面可以说是写迟客不至的失望，下面八句写与友人分别以来的情怀。
“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即事”、“感物”为互文，就是遇到事物皆有感触，比如心中的不如意、物候的变化等。这两句也就是说，别后以来时时事事都觉着不愉快。“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这里是化用《九章·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是说初夏夜晚并不长，但在他看来好像一夜就是一年似的。上两句说别后无时不愁苦，这两句只写出夜晚的感受，是以少总多、举一斑而知全豹的笔法。
“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瑶华”、“兰苕”皆香花美草，古人常摘取它们赠给远方朋友以为问候，如《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九歌·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这些语句跟这两句诗相似。“瑶花”，据说即麻花，孟夏时它还未开，而“兰苕”春天就已滋荣了，所以说：“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不能折也好，多次摘也好，都说明他常常想给予朋友以美好的祝愿。
但是，“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意谓：道路阻隔，音问不通，怎么能安慰离居的友人呢？这几句不仅表现了对友人入骨的思念，还表现了对友人一种温情的体贴，虽然自己是愁苦煎迫，但还想通过赠问，让友人得到慰解。这是相怜相惜的纯真友情。
最后两句：“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诗经·静女》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话。这两句说，他在焦急地询问友人的消息，企望着能与友人欢乐相会。这里的“搔首”、“引领”是两个细节，将他“望”的情态写得更逼真、更鲜明了。从结构上说，开始写“望”，中间写“想”，这里又是写“望”，是个回应，显得很是紧凑。而中间的“想”又是从失约推开，写到别后的思念，顺序井然。这都见出谢灵运作品精于结构的特色。
这首诗化用典故很多，细究起来，几乎每句都有出处，而以用《楚辞》的地方最多。《楚辞》多景物描写，多用比兴（尤其是兴），谢灵运的作品亦复如此，加之作者心情也常感悒郁，自然就会较多袭用《楚辞》语句了。但这首诗，并不给人饾饤生硬的感觉，正如方东树所言，他的用典“见似白道”（《昭昧詹言》卷五）。这也是他的高妙处。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