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诗一开头即显雄伟气魄,境界开阔。“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描绘的既是两人相逢之地风浪蔽天、日昏舟危的景象,更渗透着诗人对时代政治环境的深切感受。江风浩浩,浊浪奔腾,看似“云根”一般的岸边山石和系船石墩受到浪花一阵阵的冲击,船上的高高桅杆,在江风中摇摇晃晃,显得景色分外惨淡。浊浪、危舟、昏天的景象正是晚唐动荡险恶的局势的象征。
接下来的两联把表现刘蒉的坎坷遭遇和抒发对刘蒉的深切同情紧密结合起来,“已断”句将刘蒉比作有万里翱翔之志的北国鸿雁,刚刚振翅就被狂风摧折,以此喻指刘蒉刚要在政治上奋飞高举即遭恶势力摧抑和扼杀的遭际。“更惊”句把刘蒉比作受谗而被流放的屈原,因为遭受诬陷,远贬南荒,难归乡土。前一个“已”字,后一个“更”字,紧凑有力地把刘蒉以“对策”触怒小人和后来横遭贬谪——其生平遭际中的两件大事——联结起来。而且通过沉痛愤慨的笔调,表现出诗人对刘羡之不平遭遇的扼腕叹息。颈联又借用历史人物进一步抒写对刘蒉的敬仰和同情。贾谊被贬三年,终于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拜为梁怀王太傅,可是同贾谊一样有抱负有才华的刘蒉却没能有被急诏征回的命运。接舆不满现实,曾编成歌词,嬉笑怒骂地批判当世,刘蒉也像接舆一样,批评朝廷,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士人和朝官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对策”。“谁先入”是对刘蒉“不得入”的同情和不平;“高歌”是刘蒉欲力抗王朝危亡而大声疾呼的勇敢选择,这一句饱含着诗人对他的不畏险恶、追求高洁情操的赞赏和敬仰。
尾联上句“万里相逢欢复泣”是对友人相逢时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的写照。两位挚友在远离家乡、远离帝京的地方不期而遇,其兴奋和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又是两个同具匡世济国之心和忧时愤世之感的文人朋友,他们的这次重逢,恰恰同在他们患难之时:一个是因罪被贬;一个是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长期排挤而万里投荒,大体相同的坎坷命运和对国运的忧切,又使他们不得不泣。“欢”不过是知音意外相逢时那一刹那间的快事,“泣”则是长期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情怀的抒发。这其中,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嗟叹,更多的是为国运难扶的悲泣,这一点在末句中的“凤巢西隔九重门”中已经表现得很显豁了。“凤巢”是贤者的象征,凤巢被拒之九重门之外,其济国匡世之才志备受排挤,不为君王所接纳反而流贬远地,朝中奸臣当道,君王被蒙蔽视听,臧否不明,晚唐王朝正如“重碇危樯白日昏”般岌岌可危。
李商隐是唐代诗人学杜甫的一个卓越的殿军。他的这首赠友之作能够将对朋友的同情、对同事的忧虑和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愤恨很好地融为一体,在深沉凝重之中饱含哀怆愤激,其风格深厚蕴藉,酷似杜诗而又有诗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