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此诗是赋得体,无论是赋诗得题,还是赋诗得句,总之是拟作。自六朝至唐代,拟此者代不乏人。诗人拟之,自是一次学诗演练。
首句“自君之出矣”,即拈用成句。良人离家远行而未归,表明了一个时间概念。良人离家有多久,诗中没有说,只写了“不复理残机”一句,发人深思:首先,织机残破,久不修理,表明良人离家已很久,女主人长时间没有上机织布了;其次,如果说,人去楼空给人以空虚寂寥的感受。那么,君出机残也同样使人感到景象残旧衰飒,气氛落寞冷清;再次,机上布织来织去,始终未完成,它仿佛在诉说,女主人心神不定,无心织布,内心极其不平静。
以上,是对事情起因的概括介绍,接着,诗人便用比兴手法描绘她心灵深处的活动:“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古诗十九首中,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直接描摹思妇的消瘦形象,写得相当具体突出,而在这里,诗人用皎皎明月象征思妇情操的纯洁无邪,忠贞专一。“夜夜减清辉”,写得既含蓄婉转,又真挚动人。比喻美妙贴切,想象新颖独特,使整首诗显得清新可爱,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