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中书书》是作者寄给谢徵谈山水之美的一封信笺。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
抓住江南山林的特征,用简洁空灵的笔墨来写,这是《答谢中书书》突出的优点。“高峰入云”的磅礴气势在北方也能看到,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又相伴着“清流见底”直视无碍的澄澈之美,在北方就难以见到。
写山林景色的瑰丽,作者只用了两组对偶句共十六个字,即“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已显得活脱精到,引人遐想。南宋人邓椿在他的《画继》里曾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山林的“神”(本质特征),高明的作家艺术家总有独特的感受。陶弘景以形写神,在他笔下茅山中一年到头“青林翠竹”已使人欣悦不置,更有谁领略过,在清流两岸壁立千仞的高峰之上,常年色彩变幻莫测。这奇幻瑰丽的色彩,当然是大自然奥秘的生命之彩,它的奇情壮采和迷离多变的性格,作者用“五色交辉”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而如果用工笔刻镂,即使做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难免拖沓板滞,存形而略神。多种色彩奇妙的调谐而又变动不居,正是山林的逸趣神韵所在,然而这却是最难着笔之处。陶弘景用视觉形象和动感都很强的“五色交辉”四字来点染,自会引起读者对绚烂的山林形象的种种联想与记忆,在记忆里呈现的奇伟与色彩因人而异,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种能激起读者审美活动的活脱笔触,可称“字外之奇”(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陶弘景又是书法家,他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王书法的文字俱在(见萧衍《答陶弘景书》及陶弘景《与梁武帝启》),颇能显示他的艺术见解,这一点可存而不论。但陶弘景在书法艺术上讲究空间布白之美,和文学创作上用笔空灵是一致的。通过文字诱发读者的联想,虚实相生,形成字外的意境,让读者丰富的想象补充作者的艺术空白,正是此文成功之笔。
写了茅山中一年四时之美后,作者又用两组并列对偶句写一日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如果说写茅山一年四时之美是以静见动:静到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生命之律动是通过“交辉”的色彩奉献给作家的,那么,茅山中一日之美则是以动见静:天刚麻麻亮,“晓雾将歇”,花叶上露珠还未照上太阳时,山林就开始了欢唱,“猿鸟乱鸣”。这“乱”字有声繁悦耳,使人迷惑,动人心魄的意思。而到了“夕日欲颓”、金乌西栖之后,鱼儿避开了“鹰嶙鹗视”的威胁,此际竞跃腾欢,尽情享受空气中弥漫的芳馨。总之,从早到晚,山林中正是由于猿的柔声啼唤,鸟的恣意鸣哄和鱼的欢腾竞跃而显得格外静谧幽美。
从结构上看,《答谢中书书》从富有审美意味的两句开头,接着有两个不同时空层次的描写,以静见动,以动见静,写出了茅山美的性灵。至此出声赞叹:“实是欲界之仙都!”就是应有之笔。接着以反接收束全篇,深憾于自谢灵运以来竟无人妙赏此佳山水,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文章虽短而含蕴不尽。
以骈文的主要特征来看,《答谢中书书》或许不是很严饬的。四四四四的句式对属虽工,但基本上不用典藻饰。音律上平节和仄节的交替,也不完全合律。但它好就好在骈散兼行,散文的疏宕流畅之美和骈文的整炼之美结合得很好。谋篇见巧思,用语清丽含蓄,诗化了意境。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黑暗的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