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是一篇杂赞小品。这篇文章是对韩干绘画作品的评述,内容高远有意趣。前段干练明洁的描述了画中四马的神姿妙态;后段展开联想,以马比人,使马更加气度非凡,并赞扬了一种热爱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全文用字精炼,造句尤有特色,前段多用四字短句,后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文章起笔细致描述:马有四匹,神态各异。有的昂首长鸣,有的下鸣探路,有的回头反顾,有的原地驻步。“骧首奋鬣”是状马奋然欲奔的动态。“顿足而长鸣”是摹其声。“尻高首下”系绘马下河去探路之状。“跔蹐”是写具体的探鸣的样子。“反顾”系回头看同伴。“若似鼻语”是揣摩其心理语言。“不应”为不答应。“留行”为停止不走。这一自然段的描写很有讲究:四匹马,一分为二,前两匹分写,后两匹合写;前者勾勒动态,后者则状静态;前者在岸边陆地,后者却在鸣里;动者显其刚烈不羁的风骨,静者现其文静而细谨的性情。动静结合,高低相宜,前后有致,形象对比鲜明,构图错落疏朗,颇有战国议论散文纵横捭闽,繁笔铺排的遗风。
第二自然段延展思维,推测议论马的性质,提炼文眼。是“厩马”还是“野马”,问而不答,引人深思。这是对第一自然段所状马之形神的拓展,也是议论时所必需的铺垫。“皆中度程”,点破其符合良马的标准,一语收来,初步点染出旨意:这种野性尚未脱尽的厩马,其实就是久处官场、意欲归隐,却又摆不脱仕宦羁绊的人。其后,作者进一步叙议发掘,说它们那种潇洒自得的样子,就像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和贵公子,一同解开衣带,脱下帽子,在河边洗涤被污染的帽缨,何等惬意啊!“友麝鹿”,意思是说要辞官归隐,寄情山鸣。可是,要归隐何其难哉!苏轼在《鸣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就是当时作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既然左右为难,那就不管它功名利禄、毁誉得失,只管悠闲自得、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吧。其乱中寻静,忙里偷闲,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鲜明地显露了出来。该段以议为主,以叙为辅,议得精当,叙得扼要。引用“濯缨”的典故,说明一旦跳出官场的快乐自得的神情,丰富了寓意,突出了主题。
这篇文章不足一百五十字,篇幅异常精短,却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心理世界和复杂的生活理念,折射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背景,容量着实大。文章由马及人,以人比马,两层推进,既写出了马的潇洒自得,又写出了人的清高闲雅,文脉迁延,皆历历可见;马人相喻,委婉明意,隐显兼用,意趣浓郁,既无直露之感,又无晦涩之嫌,表现出作者谋篇构意的匠心。写马,主要采用先叙后议法,其实也是十分艺术的说明法;写人,则叙议交融;而对马的赞赏,对政治社会的厌恶,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无奈的感情无不充溢于字里行间。全文用字极其精炼,造句尤有特色,第一段多用四字短句,第二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