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失意,千百年来就是读书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数士人在仕进之旅中尝尽辛酸。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将这种情绪诉诸笔端。常建的《落第长安》和无名氏的《杂诗》就充分刻画了金榜无名的失望和痛苦,无颜归家的无奈与悲伤。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了大多数封建士子的唯一仕进之路。由于进士科的地位重要,中不中进士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诗人杜甫由于屡试不第,所以终生潦倒;章孝标落第后,有一首归燕诗:“旧梁危巢泥已落,今年碍向社前飞。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反映了落第举子凄凉徬徨的心态。然而常建的这首诗不同,整个情绪是高亢的,表达了诗人发愤雪耻的决心,反映了开元盛世那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
“家园好在尚留秦”的意思是:我的家园依旧还在长安附近的秦地。这突兀其来的起句,分明是在回答别人的疑问,人们都知道,进士科竞争十分激烈,绝大多数应试者要被淘汰,那些天南地北、远离家乡的落第者中,肯定有一大部分举子客居长安,以待明年再试的。杜甫为求功名就是困守长安十年的。但是对于家在秦地的常建来说,滞留长安显得不合情理,可能会有外地的举子向他发出了疑问:你大概迁徙到外地了吧。为什么不回家呢?所以诗人起句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接下来再作解释。
二、三两句写落第后的心理活动。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耻”字表现了诗人承认失败、不甘心失败的巨大勇气。第三句的“笑”有歧义,有人解为嘲笑,意谓“托言莺花笑人”。但这样的话,结句就纯属消极躲避了。其实莺花笑是莺啼花开的意思。初唐岑羲有“花笑莺歌迎帝辇,云披日霁俯皇川”的诗句。莺花是春日里可供赏玩的代表景物,与结句“春”呼应。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诗人是说唯恐碰上故里莺花烂漫的春光,因为它容易触起往日的游兴而蹉跎岁月,进而会造成再试不第的尴尬局面,故尔主动回避。这是由“耻”转生的危机感、恐惧心。
在这两重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才有结句的决心:家在思耻而不返,“且在长安度一春”。可想而知,这一春是客居求静、闭门苦读的一春。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常建终于进士及第,如愿以偿。失败是成功之母;结合常建生平理解这首诗,似乎可以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捣衣,即将衣服置于石上,以木杵捶击,使之松软,乃是古人缝制衣裳的一道卫序。故而,古代诗人常常以此为题,通过思妇捣衣的描述,来表达征夫思妇之相思、怨苦。
这首词,虽亦用传统题目,但却有其特定的情境与良苦之用心。那就是要借此以表达对挚友吴兆骞的思念和感情,吴兆骞与作者文坛齐名。私交甚厚,不料却因江南乡试作弊案牵连,为仇人诬陷,被遣戍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手足知己,遭此大难,诗人自是牵挂于怀,忧绪百端。但是当时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江南形势十分险恶,所以只得借这“捣衣”旧题,从吴氏之妻万采真的角度,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思妇捣衣之苦情。“嘹唳”,响亮凄清之声,陶弘景《寒夜怨》有谓“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阶除”二字,均为台阶之意。整个上片,全以“秋声”来渲染烘托思妇心中之哀苦。你听,有受惊鸿雁的凄凉哀鸣,有满阶落叶沙沙的飘响,有夜半二更的更鼓声响,有萧瑟生寒的西风呼啸。这一切静夜传响,声声真切,真是纵有“西风吹不断”。如此环境氛围,思妇岂不是倍加凄苦孤单、倍加凄切伤心?更有甚者,在这凄苦的秋声中,还要加上自己不停的捣衣声。一声声饱含着自己的凄苦辛酸,一声声寄寓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正所谓“中有深闺万里情”。
下片形象地描绘两地相思的情境。“片石”两句承上,先写捣衣之后,夜深、石冷、霜凝之状,可见思妇是长久地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如痴如呆。“今夜”以下,是转写征夫归梦:今夜远戍边关之人定会在乡思的归梦中,分明看到妻子频呵着纤纤双手带月前迎国。当然,也可解作梦夫归来,自己呵手出迎。两地相思一样情,这种梦幻中的相会是夫妇双方的期盼,是他们遥相思念的心灵感应。
全词平实如话,但却深情情韵。细细读来,如闻酸楚凄凉的捣衣之声!如见梦中相会的具体情景,也可体味出作者对远遣之友的深切同情。令人读罢不禁叹息歔欷,一掬同情之泪。
这首词上片写柳的体态标格和风韵之美。起拍说腊尽梅凋,既点明节令,且借宾唤主,由冬梅引出春柳。以“新春”紧承“腊尽”,写腊月已尽,新春来临,早梅开过,杨柳萌发。柳丝弄碧,是春意繁闹的表征,故说“分付新春与垂柳”。“分付”,交付之意,着“分付”一词,仿佛春的活力、光彩、妖娆,均凝集于垂柳一身,从而突出了柳的形象,赞美了柳的体态。柳枝婀娜,别有一种风流,很似少女的细腰。杜甫《绝句漫兴》早有“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之句。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称颂她有合格入流的独特风韵,并进而用“清英秀雅”四字来品评其骨相。这就写出了垂柳的清高、英隽、雅洁、秀丽,见出她与浓艳富丽的浮花浪蕊迥然不同。作者把握住垂柳的姿质特色,从她的体态美,进而刻画了她的品格美。
下片转入对垂柳不幸遭遇的感叹。换头三句,写垂柳境况清寂、丽姿无主。长安永丰坊多柳,生永丰园一角的垂柳,尽管明媚春光中修饰姿容,分外妖娆,怎奈无人一顾。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杨柳枝词》,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载:白居易有妾名小蛮,善舞,白氏比为杨柳,有“杨柳小蛮腰”之句。白居易年事高迈,小蛮还很年轻,“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后宣宗听到此词极表赞赏,遂命人取永丰柳两枝,移植禁中。作者在这里化用乐天诗意,略无痕迹,但平易晓扬的语句中,却藏有探沉的含义。”断肠“四句,紧承上文,写垂柳的凄苦身世,说:一到晚春,绿叶虽繁,柳絮飘零,她更将百无聊赖,必然日益瘦削、玉肌消减了。煞拍三句,展望前景,愈感茫然。只有东风的吹拂,足可消愁释怨,使蛾眉般的弯弯柳叶,得以应时舒展。正如宋初诗人幸夤逊《柳》诗听说:“既待和风始展眉。”这微茫的希望的霞光在何处,“又莫是”便是严峻而无情的回答。
全章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是词中的“主人公”。它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被禁锢在园林的一角。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然是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词中句句写垂柳,却句句是写佳人:这佳人或许是向苏轼索词的倩奴,或许是与倩奴命运相似的女性。至少可以说,作者是以婉曲的手法,饱和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品格清淑呵命运多舛的少女形象,对之倾注了同情。
宋代词论家彭孙说:“咏物词极不易下,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金粟词话》)咏物含瘟深湛,在于寄托,“贵有不枯不脱之妙。”(《莲子居词话》)苏轼此词正具有这些优点。它句句刻画垂柳,清圆流杨,形神兼到,熨贴自然。并借柳喻人,把人的品格与身世融入对柳的形神描幕之中。物中有人,亦物亦人,既不粘滞于物,也不脱离听咏课题。就风格而论,此词缠绵幽怨,娴雅婉丽,曲尽垂柳风神,天然秀美处有似次韵章质夫的《杨花词》,而又别具一段倾城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