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帐里鸳鸯交颈情》为最后一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投不觉时间太快，“恨鸡声，天已明”，郎君走时又约会期，留下了袅袅余音。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客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客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客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客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起笔写“唱到阳关第四声”，即唱到“劝君更尽一杯酒”既没有写情，也没有写景，而情与景近在眼前：景是离别之景，情是伤离别之情。没有直接写出，却让人接下来就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绪。“罗带”本指丝织的衣带，在此则指将要远行之人，“香带”指送行的女子。“香”字写出了女子衣衫的特点，也让人想到的女子温婉贤淑。二人即将分离，“轻”字写出了双方复杂的心理，仿佛不敢又不忍触碰别离这一话题，然而启程的时间却已经到了。“杏花时节雨纷纷”点明了时间为春天，天还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让人想到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现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天气，游子也将成为那路上的行人，孤独，落寞，伤感。两人相别在山水环绕的孤村。
“更无心情共酒尊”承接的是上片首句“唱到阳关第四声”本来就很伤心，一曲到此，更没有心情喝送别的酒。举起酒杯，泪湿两行，却怎么也不忍心喝，就好像不喝这杯酒就不必分离。洒满香的了衣衫只留下哭过的痕迹。“空”字写出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除了眼泪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般离思两销魂”离别这件事却弄得两下黯然销魂。黄昏时分，游子在马上想着她，而她也在楼上想着他，同一时间，相隔两地，却都在想着对方。从相思的双方两处着笔，这可谓是“离愁渐远溅无穷”
全词都在用两个人的视角来写，两相对比，两相映衬，既写出了难舍难分之意，又写出了无可奈何之情。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