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首诗描写作者坐隐手谈之乐，第二首表现与友人对弈之趣，这组诗是作者以下棋为题材描摹下围棋时心无旁骛、全力争胜的忘我状态。组诗对于下棋刻画入微并形中见神，富有寄托，寓言外之意，发人深思极费匠心。

　　其一

　　首联负字用得颇妙，负是辜负的意思，平日为案牍劳形的人偶尔无事就大白天下盘棋，确实有点辜负了大好时光，但却也是一种自嘲，有忙里偷闲的意趣。

　　颔联“坐隐”和“手谈”两个动作表达出下棋的快乐，而这种快乐超过了真正的岩穴隐居，更胜过和那些庸俗的人闲扯空谈。

　　颈联侧面写出了两人对弈时间之久，对弈之入迷，对弈之旗鼓相当，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两人下棋，书本桌子都堆满了灰尘，哪怕客人在外等候多时也全不理会，照应了颔联的坐隐，体现二人下棋浑然忘我。说是“偶无公事”，其实是下起棋来忘记了时间，公文堆积，客人门外等着，还真是误事了。

　　最后的尾联可谓神来之笔，把之前的下棋岑寂徒然打破，有慨叹有议论，并且从下棋中总结感悟出人生的哲理。他一边下棋，一边在留心棋给人的启示，又想起了在棋盘上“骄兵必败”“多疑必失”的道理也是适用的。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而最后把对手打败更是淋漓尽致，如释重负，快哉爽哉。

　　其二

　　首联又是自己没用公事，朋友正好休息，大好机会，于是在席上定要好好较量一番！照应了题目，又为下面的描述下棋展开铺垫。

　　颔联“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这是会下棋的人才能写出的妙句。这是一个静静的棋手的形象，前一句用了比喻的手法，以蛛丝来形容棋手心思缜密，偌大的棋盘被比作苍空，在这棋盘中自然处处都要极其细心。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棋手仍在思考，他的思路像细细的蛛丝一样，在浩淼的天空中飘荡，希望能够寻到明晰的答案。这是何等奇特的比喻！而第二句，则用了《庄子》中佝偻承蝉的典故。一个用竹竿粘“知了”的老人，其拿手好戏是能在这时屏住呼吸，伸出的手就像枯枝一样。“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而正在下棋的棋手，也正是这样地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在这一刹那时间似乎也停滞了。这告诉我们专心致志地从事于一件事，就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一联化静为动，化无形为有形，我们仿佛在静静地看到了下棋人思想的活动。

　　还有更妙的颈联，“湘东一目”，是说一位被封为“湘东王”而又是一只眼的贵族。历史上有两位有点名气的“湘东王”，一位是南朝·宋的刘彧，后来他成为宋明帝。他的棋下得很差，下棋常常要“去格八九道”。著名棋手王抗常常调侃他，说您的飞棋（围棋术语，相当于马走日），我是绝不敢断您的。结果宋明帝一直以为自己的棋下得很好。另一位是稍后的梁元帝萧绎，他在当上皇帝之前被封为“湘东王”，担任荆州刺史。他自幼瞎了一只眼睛，看来“湘东一目”说的是他。这一典故在这里用得实在巧妙，围棋需要两眼才能成活，“一目”就只能等死了。而笔锋突然一转，说天下从中间划分下去尚且可以把握。也就是说边角一目不成活，但如果把握中盘，还是很有希望的。从中我们看到黄鲁直的豁达和大气，这里可能多少也有受到其恩师苏东坡的影响，我们感受到一种舍得的潇洒和对全局把握的自信，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首诗或许是黄鲁直借下棋来劝勉友人任渐要对将来的大局充满希望，不要偏安一隅，更要学会甘愿去舍弃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

　　最后黄庭坚是在感叹，确实，围棋是这样吸引人，时光是一点点地过去，就是最珍惜时光的读书人，也几乎将时间忘记了，一眨眼，就已经是深夜了……。这句用了反问的语气，爱不要理解为爱惜，应理解为吝惜，也就是说不要总认为我们这些读书人特别吝惜时间来读书处理政务，如果是抽空来下盘棋，还是完全舍得的，哪怕忘了时间，这正好与上面豁达乐观的格调相一致。

　　总评

　　两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自己与棋友对弈的情景。他认为围棋比山水之乐更具魅力，也胜过与凡夫俗子聊天。对局者一心专注在棋盘上，以至忘记时间。前人评日：“较胜负于一着，与王荆公措意异矣。”即是说，黄庭坚下棋时把握最为关键一步的态度，与王安石处处用心，步步为营的态度是恰恰大不相同的。

　　此首词与史达祖词《双双燕·咏燕》略有不同，全词九十六字（若下片未尾第二句作六字句式，则仍九十八字），上片一、二、三句两词不同。史词首句是一、二、一句式，中间两字相连；吴词首句是二、二句式。二、三句，史词是五、四句；吴词是三、六句式。另史词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三句都是第一字为领格字，宜用去声，而吴词无此例。再则，两词都为咏燕，素材相同，但所咏角度不同：史词开头、结尾都作人事；吴词却纯以拟人手法全篇咏燕不离本题。　 　

　　“小桃”三句，点燕来时节。言在桃花谢了的时候燕子开始成双结对地回归，在各家各户中飞进飞出地寻找旧巢。“轻烟”两句，写燕之旅途劳累。此言燕儿从南边遥远的地方赶清晨、宿昏暝，渡过山山水水千万苦终于来到这里。“湘水”，在湖南，这里泛指南方的山山水水。“帘外”两句，言室外的余寒还没有消尽，燕子已双双展翅斜飞回到了旧居—— “ 红楼深处”。“共斜入”，绘出双燕飞翔神态，妙极。“ 相将”两句，双燕商量语。“相将”，可释为行将， 将要。言双燕商量着：“我们将要在这旧居的‘雕梁’上共筑爱。那末似乎应该把这大好春光挽留住啊。”“韶光”，即春光也。留住春光。双燕就可以长期享受春天的美景。　　

　　“堪举”四句，述燕筑窠。“举”，飞也。言双燕鼓动羽翼双双飞翔在水畔岸边的柳林间，共同衔来带有梅雨的泥土，忙着在雕梁上筑窠。“泥”、“雨”都是筑窠的材料；“梅雨”，又点出了燕子筑窠的大致时间。“落花”两句，言落花时节，暖风醉人，双燕又可以伴着熏风落花飞舞嬉戏，因为双燕翻飞，促使落红更加飘舞不定。“风软”，即软风，亦即暖风也。林升“暖风熏得游人醉”可证之。“多少”两句，给“燕”、“莺”以人性化。言燕儿叽叽喳喳互相诉说不定，却还是意犹未尽，所以两只燕子还要每天分别去向黄莺儿争说家事，求它评定。“还过短墙”两句作结。据《梅溪词》，下片结句时两句都作六字句，而这首词，第一句只四字，因此宜将“又怜”两字补上，作“还又怜过短墙”。此处是说：只可怜燕儿双双飞过短墙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可惜没有什么人能够理会得了它们叽叽喳喳的万千言语。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