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