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