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开头两句写夔门山水雄阔隽秀之美。“白帝城头春草生”写高处。白帝城在濒临长江的白帝山上。时值春天,城头百草茂盛。一个“生”字写出百草依视线次第出现,又写出百草滋生之广。草因城脱俗,城缘草而含生机。
“白盐山下蜀江清”写低处。蜀江即指白盐山脚下的一段长江:江水清澈倒映云天,又有耸入长空的白盐山作背景,山水互映,各尽其妙。
“南人上来歌一曲”写当地人以雄山碧水为背景放声高歌。此句虽未直接写歌的内容与歌的悦耳,但因一、二两句雄阔灵秀山水的烘托渲染,便自然地表现出歌声的优美。
“北人莫上动乡情”,笔锋一转,写路上的异乡人受那歌声的感染,触发起思乡之情。此句当为全诗主旨所在。此诗之妙,其一在动词传神,用白描手法勾勒出耐人品味的人物形象;其二在一景两用,烘托渲染人物形象;其三在意味的绵长婉转和境界的高远。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此为采莲词。全词不着重写莲花或采莲女子的外表美,而着重写采莲的环境美和采莲女的心灵美。整首词兼具民歌的清新明净和文人词的隽雅含蓄,别具情韵而又楚楚动人。上片起首两句写一群女子为了采莲,长时期地等候莲花盛开,莲花开了,她们便结伴去采;湖塘里长满浮萍,她们要上船,得先轻轻地把它拨开。这两句写出了姑娘们莲开前的耐心等待、采莲前的细致动作。
“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河楼”,则写她们的采莲过程、采莲环境。夏天白昼云雾少,句中的“云”,当指晓云。这两句写的是采莲人到了浦口,晓日初升,尚未消散的云气笼罩她们船棹周围;她们采莲休工回到江边,夜月已上,人家的楼台上已照满月光。作者把这从早到晚地采莲劳动写得很优美。过片以后展示采莲女子心灵的美好。她们爱惜莲花,为莲花的遭遇担忧。或许她们采莲中,也从莲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花不语,水空流”,好花无语,流水无情,深情无法倾诉,好景不断流逝,人无可奈何,花也无可奈何,那就只有“年年拚得为花愁”了。而最急迫的愁是“明朝万一西风动,争奈朱颜不耐秋。”怕万一西风聚然吹来,艳丽的莲花抵挡不住,马上就陷于飘零、憔悴。“朱颜”指花,用比拟写法进一步人花合一了。此片细腻地写出采莲人多情易感的内心世界。
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