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在《阳春白雪》、《翰墨大全》、《花草粹编》等书中皆列入无名氏之作。唯《历代诗余》、《词林万选》题作黄公绍，唐圭璋先生认为此乃失考所致。这首词是思归怀人之作。它之所以由无名氏经过辗转而堂皇地列在著名词人的名下，说明它曾流传很广，并且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
“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社日是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分春社与秋社，《统天万年历》云：“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这里指春社。每逢社日，妇女有停针线的习惯，《墨庄漫录》云：“唐宋妇人社日不用针线，谓之忌作。”张籍诗亦云：“今朝社日停针线”，此即诗人所本。诗人一开始就着意于远方的爱妻：在这社日来临，百无聊赖之际，她一定会因思念异乡的丈夫而愁绪万端。由于诗人用春燕的成双反衬夫妻的分离，所以，不用细致的描写，一个忧伤憔悴的思妇的形象便如在目前。“年年”二字下得尤其沉痛，它暗示读者，这对不幸的情侣已经历了长期的别离，今日的忧伤只不过是往昔的延续罢了！
“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此三句写诗人自身的寂寞，因和意中人凄凉的处境遥相呼应，更显得沉着动人。春日已过大半，自己却仍在乱山深处、溪桥之畔淹留，固守离愁之苦。“乱”字包含了诗人全部的况味，它既意味着身世的孤独，又象征着离愁的紊乱和深重。这样，词中的“乱山”就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是惹起诗人愁思的情感化的产物，它的沉重与凄凉，使我们自然联想到词人精神上的压抑。
“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这两句的意思是：春衣已破，谁为补缀？想到此，不由得泪洒春衫。此处看似俚俗，实为诗人的卓越之处。因为词人表达相思之苦，一般不外乎两种情形，或以物喻愁，或直抒胸臆，诗人抛弃了陈旧的套式，从夫妻这一特殊的关系着眼，选择了日常生产中最普通的“针线”情节作为表达情感的契机，这样就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矫饰，正如贺裳所评：“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
“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这四句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写得最精彩的片断。它的高妙之处在于把思念之情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因此显得充沛之至，缠绵之至。从形式上看，它很像晁补之的《忆少年》起句：“无穷官柳，无情画轲，无根行客，”排句连蝉直下，给人以气势非凡之感。从意境上看，它更接近李商隐的诗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的韵味：当红日西沉，诗人解鞍归来，虽有鲜花，却无人佩戴，以酒浇愁，又无人把盏，醉后更无人照管。这是无比凄楚的情景。于此，诗人的情感恣肆了，笔调放纵了，但读来并不会使人产生轻薄之感，此中奥秘，正如陈廷焯所说：“不是风流放荡，只是一腔血泪耳。”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人古扬州。”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人是扬州”。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
诗一开篇，着笔高远，“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秋晨清露白鹤，一连 串明静、清丽而活泼的意象，给山描绘了一幅雄阔的背景图，寄寓诗人“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浩然之气。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诗人以平淡的笔墨，叙述了登山的历程：“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愚溪上有木桥相连，桥之“危”，路之“萦回”，道出了诗人心怀恐惧、仕途艰危的复杂感情，与上联形成极大的反差，正表现诗人执着追求而重受挫折、处境艰危的困苦心境。临山，诗人先以九嶷与洞庭对举，重彩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九疑在永州南宁远境内，是舜帝归魂之所。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洞庭在湘北，是楚怀王放逐屈原的地方。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湘君迎候湘夫人，秋水伊人，望眼欲穿，看到的却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绪茫茫，忧从中来。诗人描写一高一小、一明一暗的两组意象，让人联想，意味无穷。登山辽望宇宙间，心中的意念早已超出宇宙万物，“目击道存”，天地之间，惟此而高。“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也可看成自况语，表现了诗人遗世独立，睥视一切的情怀。诗中意与象、情与景、神与形相互交融，把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物象，物化的背后却是焦渴的期盼。诗人这种理念，这种期盼，寄希望于北去的潇湘水带到遥远的长安，也希望遥迢的风能给被谪贬的人带来好消息。遭贬谪七年了，无所事事，纷扰平庸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日子过得胆颤心惊。诗人把自己比作满肚子苦水的奴隶，面对愚昧，害怕再受困扰，再次扑倒；面对“亲爱”者的疏远，期盼愈觉渺茫。在执着追求与重遭挫折这对矛盾中，诗人无可奈何，只好到现实中求解脱：“偶兹循山水，得以观鱼鸟。”诗人这种祈祷解脱，正反衬出诗人受羁绊不得自由的内心巨痛。
这是赠给崔策的诗，崔策字子符，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属中表亲，当时就学于诗人。柳写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他“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心中的真实得以应时而发。诗中以“鹤鸣”暗喻、“连袂”点题，点明这种关系和崔策对诗人的敬重，结篇以一“幸”字收束，以表诗人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通篇未涉及崔策，而是言事抒情明志。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诗人自得其屈原的真传，借“九疑”、“洞庭”，让人联想到舜帝之圣明，湘夫人“倚靡以伤情”，寄寓君臣际遇、人生离合之痛，寄托自己的不幸。诗人还创设了一连串精妙意象：“两仪”暗喻崇高的理念，“驰景”、“寒篠”、奴隶、鱼鸟，无不寄托或愿望、或担心、或痛苦的情怀。诗人又精于炼字。 “危桥”并非实景，乃是心境，是恐惧的写照。“萦回”既是写实，也象征仕途艰难。还有诗中的“泛”、“递”，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循”、“观”二字，无奈中的潇洒，痛人心脾。前人论诗“用字”是“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鹤林玉露》），诗人最得其妙。
纵观全诗，离骚风韵，字字心血，却又真的做到了“岭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随园诗话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