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此诗对浪迹江东的李白表达了深深的思念。杜甫曾随李白漫游一两年,对李白很是倾慕折服,感情很深厚,一旦分离,关山阻隔,难免不时相思。在冬日寒冷又冷清的书斋环境里,这种相思的寂寞更加悠长深广。这首诗就是这种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
梁园等地的相会相处,成就了一段伟大的友情,李白与杜甫之间从此不再是独立的存在,中国文坛也因此可以大声地对“文人相轻”说“不”。一年多的同游论诗,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也让他们日后的思念变得更加真实。李白固然是追求的仙人一样的生活,然而他的内心不可能忘却尘世,忘却他的朋友,他的问候化为文字的固然不多,但是已经无尽地表达了他的思念,君不见江水日夜东流,何曾停息!杜甫把心紧紧地贴向了现实,也把思念深深地化为了无尽的问候,不管李白日后遭到了如何的不幸,他依旧把问候捎给西寻。李杜的相互理解导重,既承接了先唐人文的精粹,又给后世文人树以巨大的榜样,于是,有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兄弟般的情谊,韩愈与孟郊的知心推重,欧阳修对王安石、苏轼的奖掖,等等。于是,这种问候传承了一种永久的、普遍的力量,在朋友之间洋溢,也在陌生人中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