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