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十七日夜。篆冈,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别墅中的一个地名。小酌,便宴。此词就是在这次吟赏秋月的便宴上即兴写成的。
上片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见出秋色之可爱,说明古人悲愁没有多少理由。“夜月楼台,秋香院宇”二句对起,以工整清丽的句式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在清凉幽静的篆冈,秋月映照着树木荫蔽的楼台,秋花在庭院里散发着扑鼻的幽香。第三句“笑吟吟地人来去”,转写景中之人,十分浑然一体。这七字除了一个名词“人”之外,全用动词与副词,衬以一个结构助词“地”,使得人物动态活灵活现,欢乐之状跃然纸上。秋景是如此令词人和他的宾客们赏心悦目,他不禁要想,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悲悲戚戚呢?当年宋玉大发悲秋之情,究竟为了什么?
上片末二句:“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孱弱之情。宋玉的名作《九辩》中颇多悲秋的句子,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辛弃疾这两句,对此加以否定。应该说,当年宋玉之悲秋,是有一定缘由的,辛弃疾这里不过是聊将宋玉代指历来悲秋的文人,以助自己抒情的笔势,这是对古事的活用。由这两句的语意看来,悲秋似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敞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才是通达的啰!每个读者初读到此,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而顺着作者这个表面的语调和逻辑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
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读了词的下片读者才知辛弃疾最终是要肯定悲秋之有理。只不过,他之所谓悲“秋”,已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纯粹感叹时序之变迁与个人身世之没落,而暗含了政治寄托的深意。
上片那些欲擒故纵的抒写,乃是一种高明的蓄势反跌之法。换头三句“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仍故意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把秋天写得更使人留恋。秋夜不但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赏心悦目的好事,可以随意小酌,可以随便地欣赏歌舞,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就这样,在上片“是谁秋到便凄凉”一个问句之后,作者又在下片着力地加上了一个意思更明显的反问,把自己本欲肯定的东西故意推到了否定的边缘。末二句突然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反跌,跌出了此词悲秋的主题思想,把上面大部分篇幅所极力渲染的“不必悲”、“有甚悲”等意思全盘推翻了。到此人们方知,一代豪杰辛弃疾也是在暗中悲秋的。他悲秋的理由是,重阳节快来了,那凄冷的风风雨雨将会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
“重阳节近多风雨”一句,化用北宋诗人潘大临咏重阳的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辛弃疾之所谓“风雨”,一语双关,既指自然气候,也暗喻政治形势之险恶。稼轩作此词时,国势极弱,国运日衰,而向来北兵也习惯于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远的不说,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三十二路军攻宋之役,就是在九月份发动的。稼轩《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一阕就有“胡骑猎清秋”的警句。鉴于历史的教训,闲居带湖的辛弃疾在密切注视政坛情况变化时,不会不想到边塞的情况。此词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忧虑之情。这首词通过时节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感慨,气度从容;欲擒欲纵,文法曲折多变;巧妙采用前人诗句,辞意含蓄;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政治感想。
《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虽然诸家选评赏析极少,几乎被人遗忘,但细读之,仍然可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性灵”说的审美追求。
题名为“独秀峰”,但诗人并未平铺直叙,作一般性的平实说明,而是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逼真地写出诗人与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现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同时,还由孤立的山,联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劲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兴叹,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
这首诗极言独秀峰孤兀参天,并寄寓了孤高自守的高尚追求。作者先写从远处遥望独秀峰,好似插入青天的利剑,高峻笔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奇景多多,却远不如这一峰雄伟奇特。拾级而上,俯视天下,一城烟水浩渺无边,胸襟亦为之开阔。观景生情,奇景感染着像独秀峰一般孤高傲岸清俊的诗人。前三联蓄足情势,尾联水到渠成抒发了“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的豪迈感慨。
这首诗歌化静为动,以动写静,增强动感,化无形为有形,赋予静态的独秀峰以动感的形象,展现了“绝无有”的“插南斗”之势。“插”字用得妙,妙在化静为动,山由无到有、到直冲云天的过程被动态的呈现出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独秀峰的独特姿态。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