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游春行踪,即景生情。开头三句写室内景起兴。 “画堂’、“银蒜”、“珠幕”,表明为富贵人家的富丽堂皇的内部环境,住上好是好,就是叫人发腻,自然联想到游春。接着三句写第一个景象:雨后天晴正养花。雨洗碧罗天,溶溶养花天,好一个“天”的世界。第七、八、九句写第二个景象:风回芳草皱银塘。暖风回芳草,暖风皱银塘,好就好在“风”之力。第十、十一、十二句写第三个景象:杏靥匀酥花吐绣。百花满园林,红绿大排列。杏好花好春更好。第十三句写第一个物象:乳燕捎蝶过繁枝。一“捎”一“过”,十分灵巧可爱。第十四句写第二个物象:一线炉香逐游丝。一“线”一“逐”,异常生动有趣。最后三句写第三个物象:斜阳景含人情味。一“立”一“来”,自然形象逼真。东坡俨然以摄影师蒙太奇手法,将三景象、三物象剪辑、组合、叠印成一幅“明媚春光”长卷,让人爽心悦目,向上一路。
下片写游春娱乐,借题发论。开头二句写男欢女乐:携佳丽,人芳菲,幽情默默。第三、四句写弹拨胡琴:轻拢慢燃伶俐,琴韵悠扬。第五、六、七句写起舞《霓裳》:约罗裙,趣檀板,舞姿惊雁。第八、九、十句写动人歌声:颦眉醉霞横脸,歌声嘹亮。第十一、十二、十三句写乐兴高涨:落花飞,玉蟾低,意欲再娱。最后七句针对上片下片游春观景物,与娱乐,借题发论。悠悠往事,时光易逝;浮幻人生,如人道境;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东坡俨然以戏剧家导演手法,将一个“入芳菲”境、三个歌舞场面和一个未尽意情景排列在一起,成为多幕性戏剧一幕幕推向观众,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全词以铺叙的手法写了情景,先景后情;写了时间,先昼后晚;写了歌舞,交错呈现。有头有尾,结构完整。由昼永——斜阳——晚来。玉蟾低,突出地写了度过一个漫长而无忧虑、极其痛快的美好时光,渲染了青春易逝、及时行乐的消沉感。这是与东坡此时此地外任处境和心境分不开的。
凡读过王勃《滕王阁序》的人,都会懂得“徐稚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祠堂是曾巩修建的,黄庭坚通过凭吊徐稚,抒发高士不得重用的寂寞情怀。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但缺乏杜诗的灵气。
这首诗的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一个“生刍”的典故。有人称赞黄庭坚这样学杜诗是“变其面貌”,恐怕这样一变就成了东施效颦,而杜诗读起来要顺畅得多。倒是颔联满有趣味,不用考证典故就能理解。藤萝攀树,自鸣得意,居然天也可遮,日也能蔽。不知当年蔡京之流读后,可“怒发冲冠”否。而苏轼诵之,定拍案惊奇也。下句中“何心”问得好,冷落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高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他。确实耐人寻味。
用韩愈《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解说颈联,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杜甫的“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都是唱不完的中国人才悲歌。
尾联上句议论,其意甚明。值得回味的是下句: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才如(韩)信(彭)越尤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这一“旧痕”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见到。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之,的确妙绝。
这首七古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内容不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未写战斗,是通过将士顶风冒雪的夜行军情景烘托必胜之势;此诗则直写战阵之事,具体手法也有所不同。此诗可分四层。
起首六句写战斗以前两军对垒的紧张状态。虽是制造气氛,却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从自然环境落笔不同。那里是飞沙走石,暗示将有一场激战;而这里却直接从战阵入手:军府驻地的城头,角声划破夜空,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沉寂,暗示部队已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据《史记·天官书》:“昴为髦头(旄头),胡星也”,古人认为旄头跳跃主胡兵大起,而“旄头落”则主胡兵覆灭。“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连用“轮台城”三字开头,造成连贯的语势,烘托出围绕此城的战时气氛。把“夜吹角”与“旄头落”两种现象联系起来,既能表达一种敌忾的意味,又象征唐军之必胜。气氛酝足,然后倒插一笔:“羽书昨夜过渠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单于已在金山(阿尔泰山)西”,交待出局势紧张的原因在于胡兵入寇。果因倒置的手法,使开篇奇突警湛。“单于已在金山西”与“汉兵屯在轮台北”,以相同句式,两个“在”字,写出两军对垒之势。敌对双方如此逼近,以至“戍楼西望烟尘黑”,写出一种濒临激战的静默。局势之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紧接四句写白昼出师与接仗。手法上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夜行军大不一样,那里是衔枚急走,不闻人声,极力描写自然;而这里极力渲染吹笛伐鼓,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突出军队的声威。开篇是那样奇突,而写出师是如此从容、镇定,一张一弛,气势益显。作者写自然好写大风大雪、极寒酷热,而这里写军事也是同一作风,将是拥旄(节旄,军权之象征)之“上将”,三军则写作“大军”,士卒呐喊是“大呼”。总之,“其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象一百二十面鼓,七十面金钲合奏的鼓吹曲一样,十分震动人的耳鼓。和那丝竹一般细碎而悲哀的诗人正相反对。”(徐嘉瑞《岑参》)于是军队的声威超于自然之上,仿佛冰冻的雪海亦为之汹涌,巍巍阴山亦为之摇撼,这出神入化之笔表现出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
“三军大呼阴山动”,似乎胡兵亦将败如山倒。殊不知下面四句中,作者拗折一笔,战斗并非势如破竹,而斗争异常艰苦。“虏塞兵气连云屯”,极言对方军队集结之多。诗人借对方兵力强大以突出己方兵力的更为强大,这种以强衬强的手法极妙。“战场白骨缠草根”,借战场气氛之惨淡暗示战斗必有重大伤亡。以下两句又极写气候之奇寒。“剑河”、“沙口”这些地名有泛指意味,地名本身亦似带杀气;写风曰“急”,写雪片曰“阔”,均突出了边地气候之特征;而“石冻马蹄脱”一语尤奇:石头本硬,“石冻”则更硬,竟能使马蹄脱落,则战争之艰苦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写奇寒与牺牲,似是渲染战争之恐怖,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意志坚忍、喜好宏伟壮烈事物的诗人,如此淋漓兴会地写战场的严寒与危苦,是在直面正视和欣赏一种悲壮画面,他这样写,正是歌颂将士之奋不顾身。他越是写危险与痛苦,便“越发得意,好象吃辣子的人,越辣的眼泪出,更越发快活。”(徐嘉瑞《岑参》)下一层中说到“甘苦辛”,亦应有他自身体验在内。
末四句照应题目,预祝奏凯,以颂扬作结。封常清于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以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时位次宰相,故诗中美称为“亚相”。“誓将报主静边尘”,虽只写“誓”,但通过前面两层对战争的正面叙写与侧面烘托,已经有力地暗示出此战必胜的结局。末二句预祝之词,说“谁不见”,意味着古人之功名书在简策,万口流传,早觉不新鲜了,数风流人物,则当看今朝。“今见功名胜古人”,朴质无华而掷地有声,遥应篇首而足以振起全篇。上一层写战斗艰苦而此处写战胜之荣耀,一抑一扬,跌宕生姿。前此皆两句转韵,节奏较促,此四句却一韵流转而下,恰有奏捷的轻松愉快之感。在别的诗人看来,一面是“战场白骨缠草根”而一面是“今见功名胜古人”,不免生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类感慨,盖其同情在于弱者一面。而作为盛唐时代浪漫诗风的重要代表作家的岑参,则更喜欢强者,喜欢塑造“超人”的形象。读者从“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所感到的正是如此。
全诗四层写来一张一弛,顿挫抑扬,结构紧凑,音情配合极好。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又运用象征、想象和夸张等手法,特别是渲染大军声威,造成极宏伟壮阔的画面,使全诗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边塞生活的气息,成功地表现了三军将士建功报国的英勇气概。就此而言,又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并无二致。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本文是苏轼少年时代写的一篇咏物赋。它寓哲理于趣味之中,可以使读者于诙谐的叙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它就一只老鼠在人面前施展诡计逃脱的事,说明一个道理:人做事心要专一,才不至于被突然事变所左右。《黠鼠赋》,看其表面题旨当是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也须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否则将“烛使于一鼠”的道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避免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游於万物之外。
第一段叙黠鼠橐中啮咬及坠地逃走的始末。在这一段里,作者赋鼠之黠是虚实相因,老鼠出场不多,直赋其形的只是装死、逃跑,但是老鼠之黠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人来完成的。作者赋鼠之黠,穿插写人,不仅使文章生气勃勃,跌宕起伏,意趣横生,无呆板之迹,更重要的是为咏物寓理做了开拓。
第二段通过分析老鼠骗人逃脱的伎俩,写作者悟出鼠的狡滑,感慨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免被老鼠所蒙骗。这一段于全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该文是蓄理于叙事之中,这一段则是由叙事转入说理的桥梁,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先是由老鼠的行动推想它的动机,足以说明老鼠之“黠”;接着又从人能降四物,可烛人比老鼠要高明,但却遭到老鼠的暗算。这就不得不叫作者步水溯源,于是就自然地过渡到下面推原一段,而且显得天衣无缝。
第三段写人为物所用的原因,在于志不凝,心不专。揭示中心:自己不能与自然万物合一,反而受外物左右,这是人被老鼠欺骗的真正原因。这一段是全篇重点之所在。也就是说,作者赋鼠的真正目的在于此。前人谈古文的写作时,谈到“小题大作法”。就以此篇为例,也正是因为一只老鼠引起了一番哲理的阐发。最后两句交待了 《黠鼠赋》的写作由来,是有感而发,即事成篇。在收笔之处,作者以平淡之语写来,虽语朴而情真,绾合叙事之始末。从文章布局来看,于人物也有必要的交代,显得特别严谨。结穴处,我们看到苏子、童子为黠鼠而忙碌,与题目 《黠鼠赋》 又息息相关。
此赋文字简短,仅有二百八十余字。但却洋溢着浓厚的情趣,又渗透着深永的哲理。读之若身临其境,看到了老鼠的一次精彩表演,又好象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哲学课,真可谓“趣幽旨深”,蓄理在中,耐人寻味。就其思想内容来讲,已远远超出赋鼠本身。它借一只黠鼠利用人的疏忽,狡猾地逃脱的日常小事,引出了一番议论。从而 说明一个道理:最有智慧的人类,倘能精神集中,发挥智力,便能搏猛虎,役万物;如果精力分故,懈怠疏忽,就难免不”烛使一鼠“,变色于蜂虿。在艺术表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趣幽旨深。读此赋,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很有情趣。既有如读寓言的一览欲尽的吸引力,又能启发一个人的推理动机。文章的布局结构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叙事与说理的密切结合,叙事为说理张本;其次是人、鼠活动穿插其间,使文情错落,不直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