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