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越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黻: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裳: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
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綎: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鞞:刀剑套。
鞛: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数:礼数。
火龙黼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
旂: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
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入联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杜甫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清代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象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死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这首诗前两联诗人极言所见村庄在淮水洪灾过后的萧索,后两联写受灾百姓的悲惨且官府冷漠视之,无所抚恤。全诗通过村内外的萧索凋敝,营造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深切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首联描写偶遇小村,见破门残立。“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在淮河流域水灾过后,诗人所到之处,村落被淹,一片泽国,人烟皆无。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个村子,诗人非常惊奇。从“忽”字可以看出诗人的惊喜之态。可是走近一看,只见破败散落的篱笆墙上凑凑合合地装着一个门。
颔联诗人描写村中的情况。“寒鸡得食自呼伴,老谩无衣犹抱孙。”寒鸡偶然寻得食物,还在呼唤它的伙伴。用一“寒”字,既写出鸡已冷得瑟缩可怜,又点明季节已是深秋。村中的老头儿没有裹体的衣服,却抱着孙子,用自己的身子为孙儿取暖。村里家禽很稀少,人亦稀少,诗中没有写丁壮的人,暗示壮年已流离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联与首联借以“棘篱”、“寒鸡”、“野艇”、“枯桑”等意象,突出这个村子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的情景。
颈联诗人进一步描写村中之破败。“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水上飘着一只小船,船头翘起,犹如鸟雀翘着尾巴,船上阒然无人,只留下断缆。村上没有树木,枯了的桑树也被水啮走了,只剩下一点残留的根子。
尾联写村上百姓灾后无助,诗人加以同情。尽管沙洲村上人家,灾后现状如此凄惨,他们还是被谬误地编入交租完粮的户藉,作一般的王民看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十分可悲。诗人咏叹至此,不再评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穷苦灾民,倾注满眶同情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