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越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黻：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裳：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
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綎：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鞞：刀剑套。
鞛：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数：礼数。
火龙黼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
旂：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诗以议论发端。开始两句说，要论山水的优美，襄阳远远胜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古代越国的都城，以山水秀丽著称。孟浩然刚从越地而归，拿襄阳山水与会稽比较，是很自然的。前二句传达出山是故乡美的热爱故乡之情。笔锋一转，诗人的笔落在望楚山上。孟浩然喜爱游览，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这座望楚山却一直没有登览过。写未登望楚山，是为了下文写登望楚山。这样写是突出望楚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五六句写远望望楚山。望楚山的石崖像刀劈那样陡峭，周围的山都伏在望楚山脚下。诗前句用比喻，后句用比较，表现望楚山的陡和高。七句到十句写登望楚山。在晴朗的天气里登上望楚山，极目远眺，一直看到天的尽头。从看得远写望楚山的高，这是从虚处落笔，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后两句再从实处写。极目南望，巨大的云梦泽只有巴掌大小，而桃花源隐在迷迷蒙蒙的花中。云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湖泊，横于大江南北，方圆九百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襄阳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即使望得再远，也不可能望见湖南的梦泽和桃源，而且沧桑变换，唐时云梦已大多成为陆地，名存实亡。诗利用视觉的近大远小，把千里大的云梦缩成巴掌大小，把本来不可见的桃花源写得隐约可见，正是通过想象与夸张，渲染望楚山之高。一般诗写山高都是尽力夸张山如何高耸入云，而这里将云梦武陵缩小，作为望楚山的陪衬，不落窠臼，别有意趣。这样，诗在表现望楚山高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远博大的胸襟。这两句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
入夜，诗人才下山回家，足见诗人游兴之高，足见望楚山之令人流连忘返。接着诗人又由下山宕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月夜山溪图：骏马踏着银色的月光，从山上奔驰而下；月儿透过薛萝映在深深的溪流上，宛如沉璧。
诗以描写望楚山的高峻和登山的所见，描绘襄阳的江山形胜之美。诗格调冲淡，就中又“文采丰葺”（殷璠《河岳英灵集》），显出似淡实腴，“采秀内映”（《河岳英灵集》）的特色。
这是一首以词代简的长调，用赋法铺叙，直发胸旨。词中有对梁汾的深情慰藉，有相思相念的诚挚友情的抒发，也有“壮怀都废”的牢骚。全词沉雄郁勃，顿挫跌宕，情致深婉。
首句“木落吴江矣。正萧条、西风南雁，碧云千里。”看似没有写出寂寞的心情，但实际上千言万语都已经融会在了词章中，碧云千里之下，西凤大雁，还有萧萧的落木，这些景象，无一不是透露着寂寞。
而后的寂寞便是叠叠加深，“落魄江湖还载酒，一种悲凉滋味”。一种悲凉滋味在心头，纳兰与顾梁汾虽然情谊深厚，但顾梁汾总是要离开的，这首词便是纳兰写与顾梁汾的赠别词，友谊再长久，也抵不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所以。重回首、莫弹酸泪”，这都是天意，何必去计较呢。
只要彼此心中有着牵挂，总还是会有见面的一天的。“不是天公教弃置，是才华、误却方城尉。飘泊处，谁相慰。”这里是纳兰安慰顾梁汾的话，顾梁汾怀才不遇，纳兰必然也是看在眼里的。他告诉顾梁汾，不要怀疑自己，只要坚持，总有雨后天晴的一天。
在下片开始，纳兰便开始感伤自己：“别来我亦伤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在寂寞中，打发时光，这是一件很惆怅的事情，此处的词章，句旬写出寂寞，纳兰最擅长写寂寞，此处他虽然没有提及，但每个字眼都让人觉得深入骨髓的清冷。
“天远难穷劳望眼，欲上高楼还已。君莫恨、埋愁无地。秋雨秋花关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计。”天高虽然任鸟飞，但自己却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词在最后，纳兰也只得悲伤地感慨道：“人岂得，长无谓。”是啊，生命总是世事变幻无常，宿命安排，岂是人事能预料的，还是听天由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