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

　　首联叹惜李定言与情侣分手，原本是“海燕双栖”，如今是“海燕参差”。双栖者夫妻；参差者一上一下，一生一死，一在地上，一在土下。又像卓文君说的“沟水东西流”，一东一西，变成两股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是安慰性的话，也符合事实。李商隐一生离忧，与李定言有共同语言。这样说，缩短了两入的感情距离，冲淡了开玩笑的成分，便于对方接受。首联巧用“海燕"、“沟水"的典故，以海燕分飞、沟水各流的比喻写自己和友人的离家宦游漂泊，伤叹之情自然溢出。

　　颔联写两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都为此而伤心。“相携花下”，就是两人都有冶游的经历，这比“同年”更进了一步，这是共同的生活情趣。这一联写二人郁郁花下，对泣春日，用的是以乐景写悲的反衬手法，增强了感情深度。“非秦赘”与“类楚囚”则是推进一层的表现，意味自己与友人的郁闷比身为秦赘寄人篱下还惨，是象囚犯一样不自由，象囚犯一样的沉沦，语气极深沉。

　　颈联又回到曲江边景物，写李定言情侣去世后的凄凉。通向她居处高楼的路，由于长期无人问津，已长满青草。用“碧草”做主语，并以拟人的手法说碧草有意识，已“暗侵穿苑路”，这就更令人感伤。原来，她住在曲江边花园似的环境，如今“碧草暗侵”，园苑荒芜，一片凄凉。楼上，珠帘永垂，空无一人。有人进出，珠帘要卷起；如今人去楼空，故“珠帘不卷”了。这样的白描式的不作夸张的描写，在游戏的成分中糅进了严肃的思想，增添了诗的感伤精神。腰联以景物描写渲染荒戚的氛围。碧草葱郁，珠帘不卷，写曲江景色凄荒，就是寓国势的衰颓，以景色喻时势，写景即是言志抒情。

　　尾联展开想象：想象美女掩埋地下也在伤春，为此白了头。用“莫惊”这样的否定句式，反而加强了语气，作了肯定的回答。

　　诗题虽表明“戏作”，诗却作得十分严肃，对李定言已死去的“玉媵”，充满了深刻而真挚的同情。“莫惊五媵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悲哀。诗人把自伤身世和忧伤国势交融，情感沉郁。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