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越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黻：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裳：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
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綎：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鞞：刀剑套。
鞛：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数：礼数。
火龙黼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
旂：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全诗四联均写景，无一句议论，无一句抒怀，但却弥漫着凄清的氛围，渗透着悲凉的情思。细细品味，如饮醇酒，回味无穷。
首联“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秋夜”本已凄清冷寂，而所访者又是“秋士”，更暗寓幽怨之意。古人云：“春女怨，秋士悲”。所谓“秋士”即谓暮年不遇者，借园主人当属此类。袁枚自己虽曾步入仕途，任过县令，但因升迁无望等原因，早于七年前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两人在感情上是相通的，诗人此行“访秋士”即是以此为前提的。当诗人步入借园，首先听到的“水上音”就是笛声。这笛声作为一种听觉意象是全诗的中心意象。它是借园主人心声的流露，感情的寄托。诗在首联引出“水上音”之后，中间两联即集中笔墨对其进行描写。但诗人并没有单纯地去描写笛声，而是以视觉意象“月色”及嗅觉意象“藕香”作为陪衬烘托，使笛声意味更加丰富感人。
颔联“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乃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一笛”指笛声，“酒人”指微醺的借园主人，他在借酒消愁之后，还嫌不足，又以笛声抒其情怀。在中国古诗中，笛声基本上都是幽怨悲哀的意象，这首诗中的“笛声”也不例外。“一笛酒人心”抒发的乃是“秋士”不遇的哀愁之心，而描写笛声在冰凉如水的月色中飘荡，仿佛笛声也浸透了清冷的月色，更增添了笛声凄怨的情韵。
笛声感情虽然哀怨，但借园主人吹奏技巧却十分高超，故颈联一转云：“响遏碧云凉，香传红藕深。”笛声嘹亮，仿佛阻遏了夜空中的碧云，同时水中飘来了红藕的幽香，与笛声交织往还，好像笛声也具有了香气。作者先闻“水上声”，既产生了感情的共鸣，又陶醉在音乐的享受之中，所以久久伫立，直到笛声结束，才想起要与友人相会。
尾联云：“相逢清露下，流影湿衣襟。”此联乃回应首句，当作者在秋夜听完友人的一曲笛声之后，终于迎来了与“秋士”的相逢之时，但他们却久久的相对无语，身影沉浸在流泻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他们的衣襟被清凉的窗露沾湿了，犹如他们的心灵也被凄清的笛声净化了一般。友人的心声已在笛声中倾诉殆尽，作为知心朋友，作者对此已经领会和理解，无须多问，亦不必多言，两人心灵达到了高度的默契。诗的收束像不尽的笛声的余音一样，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歌的主旨在于表现作者与李晴江作为知音的深厚友谊，诗中却无一语表达此意，只是写自己夜访友人听其“月下吹笛”时的景象与两人相逢时无言的情状，但自有一股感情之泉流注全篇，这也正体现了袁枚“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随园夜话》）的诗论理念。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判词首句“勘破三春景不长”中“三春景不长”是双关语。字面上指暮春，即春末，所以说景不长。实际上指惜春的三个姐姐即元春、迎春、探春这“三春”的遭际悲苦，所以说“景不长”。
第二句“缁衣顿改昔年妆”，缁衣指的是尼姑穿的黑色服装。
这两句是说惜春从她三个姐姐的遭遇中，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好景不长，决心摆脱世俗，遁入空门。
第三、四句“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具体指出贾府小姐惜春最后出家为尼，再也不是公府千金而是过着"食缁衣乞"的生活。当然，这里的“乞食”并不一定就指像乞丐一样讨饭，但生活艰难，颠沛流离的命运是难以逃脱的。
这首判词写惜春由三个姐姐的不幸遭遇预感到，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决定出家为尼。但这条逃避现实的道路凄凉孤独，仍然是行不通的。诗里流露的同情与惋惜，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情。
《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此诗以首句命名，抒写作者遭受邪恶势力的打击、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哀。全诗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刻画手法上的高妙，未见事实之叙述，全是作者心理活动的展现，其次是多运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
全篇共分五段。
第一段从开头至“窃赋诗之所明”。因回风摇蕙的季节气候，联系对忠贤见斥的现实悲哀，指出君子始终是光明正大的，与万变其情的小人不同，同时表明了自己终不改悔的坚定胸怀。
“悲回风”四句，前二句是说在回风震荡之中，凋陨了蕙草的微弱生机。后二句是说，这回风的初起，是有隐微的声音倡之于先的。这是即景生情，托物起兴，钱澄之《庄屈合诂》说：“秋风起，蕙草先死；害气至，贤人先丧。”可谓得矣。
“夫何彭咸”四句，表达了自己对古代贤臣彭咸的无限思念仰慕之情，并说，虽然天下之事万变，但真相怎么能够掩盖得了，虚伪哪能保持长久？
“鸟兽鸣”六句写秋冬之景，似都有所指称。“鸟兽鸣以号群”、“鱼葺鳞以自别”是说物以类聚，不相杂厕。用以比喻君子和小人之不能共处。“草苴比而不芳”象征奸佞在朝，同恶相济。“蛟龙隐其文章”比喻贤人远引，文采不彰，两两相对，交错成文。
下面二句先以苦菜与甜菜不能种在一起，亦喻贤人处乱世，虽无人知，但不因此而改变其芬芳的节操。“惟佳人”六句意思又进一层，谓自己眼界高远，以古人彭咸等自期，然孤高之心却无所依傍，自己深微的意志不为别人理解。于是私下写作此诗，来明白地说出其中的道理。
第二段从“惟佳人之独怀兮”至“昭彭咸之所闻”。写自己在放逐时感到十分孤单，但仍然爱国忧时，因此弄得心烦意乱。“惟佳人”四句，姜亮夫谓“言隐居伏处而独自思虑，无人知也”（《屈原赋校注》）。“涕泣交”八句王夫之释为“宵而不安于寝，旦而不怡于游，终不释于怀抱”（《楚辞通释》）。
“糺思心”二句形容自己忧思之深切，这就像后世辛弃疾所谓“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也。
“折若木”二句，上句说自己求神木以遮蔽日光，象征自己曾力求韬光养晦，下句说自己随着飘风的牵引。任从它把自己吹到哪里，意指心情之空虚。
“存仿髴”二句接着形容自己极端愁苦，有时陷入不闻不问、万念俱灰的枯寂状态，但有时又激动起来，心跳不止。
“抚佩袵”二句意为勉强抑制自己的悲愁，茫无目的，踽踽而行。“岁曶曶”四句承“遂行”之后，写“行”中所见，时序迁流，众芳摇落，触目惊心，益深忧虑。
“怜思心”四句言自己长愁的原因。“孤子唫”四句，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云：“此言思心既不可创伤，则惟存一死。”又引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所以然者，秦关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无还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已者也。安得不为彭咸之所为乎？”
第三段从“登石峦以远望兮”至“托彭咸之所居”。该段写自己生意已尽，死志已决。“登石峦”四句言自己登山远望，一片寂静。楚国本是个强国。上下本应忧勤警惕，奋发图强，然而此时既不见行动，呼之又不闻其反响，因此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愁郁郁”四句紧承上文，写登高远望后引起的愁肠寸结。“穆眇眇”四句紧承上文，意谓自己的心情有时愁思茫茫无边无际，有时则陷入空虚而无所著落的状态。叹声隐尚有可感，志纯竟不可为。
“藐蔓蔓”两句，亦诉说自己的主观心情，言思入辽远，则渺渺漫漫不可度量，思入深微，则悠悠长长不可收束，“愁悄悄”两句言自己的神魂虽在高远处飞逝，却并无快乐。
“凌大波”两句，表明忠臣直士只有一条路：效法古之贤人彭咸。屈原于是想乘着滚滚波涛，随风而流，到彭咸投水而死的地方去。
第四段从“上高岩之峭岸兮”至“刻着志之无适”。该段设想自己死后。灵魂不灭，神游天地的情形，进而抒写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剖白自己光明正大、志洁行芳。“上高岩”四句，姜亮夫认为：“此言上依彭咸，初至高岩陖岸之间，继则更上而处于云气之杪顶，再上则至于玄冥之上；而舒摅其虹采，遂尔于俄顷之间，而上抚于天庭矣。此上升之事也。”（《屈原赋校注》）
“吸湛露”四句，姜亮夫认为是从彭咸居后之事。以上八句写神游太空，极想像中壮丽、高洁、温暖之乐。但转侧之间突然惊醒，又起故国之思。
“冯昆仑”四句写身宿风穴。风穴在昆仑，故醒后即依凭昆仑透过云雾而下瞰人寰。
“纷容容”四句就心境立说，姜亮夫说：“此言己心烦乱，无复经纪，欲进则无所从，欲退则无所止也。”（《屈原赋校注》）
“漂翻翻”四句，上两句仍写心境，心如两翼摇摇，翻飞飘浮或上或下，时左时右；下两句言自昆仑下至江水，往来江上，神游故国而下观。
“观炎气”四句，借炎气烟液等为喻述事物相因之理。天庭既不能久居，彭咸也不可终随，故下转为访问古代的贤人，“借光景”六句即言自己已下定决心，循着介子推、伯夷的足迹前进。
第五段“曰”字以下至结尾。顾往悼来，表白决心，但决不轻于一死。“吾怨”二句谓怨恨往昔的希望落空，警惕来日可危。
“浮江海”二句指伍子胥事。谓准备投水而死，追随子胥。“望大河之洲渚兮”四句承前“从子胥”而言，意思是说，申徒狄以身殉国，其情固属可悲，但他的死并不能挽救殷商的覆亡，则死又何益?显示自己的处境，虽然死志已决，但就整个楚国言，未来的危机，也不是自己一死所能遽了的。
故以“心絓结”二句作为全篇的终结。屈原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虽然早已作了最后牺牲的思想准备，这种念头，也曾经常浮现，但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易付诸实施，可见此尚非绝命之词。
此篇写作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刻画手法上的高妙。全篇未见事实之叙述，全是作者心理活动的展现。作品充满着深沉、悲愤的情绪，思理困惑，不知所释，忧伤悲怆，故有此篇之作。
此外，此篇语言上也有其特色。作品中有不少双声叠韵联绵词，“相羊”、“歔欷”、“仿髴”、“从容”、“周流”、“逍遥”、“于邑”、“踊跃”、“婵媛”、“委移”等等，随处可见。而叠字词的运用，更是接二连三，触目皆是，“嗟嗟”、“凄凄”、“曼曼”、“惘惘”、“曶曶”、“冉冉”、“眇眇”、“默默”、“郁郁”、“戚戚”、“芒芒”、“蔓蔓”、“緜緜”、“悄悄”、“冥冥”、“雰雰”、“礚礚”、“汹汹”、“容容”、“洋洋”、“翻翻”、“遥遥”、“潏潏”、“悐悐”，总计共有二十四个，这些词语。不仅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对诗歌幽怨悲凉意境的形成，也起着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