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中秋早雨晚晴》描写的是中秋时,早上下雨晚上晴朗的情景,给人一种雨后天晴的中秋之夜。
上片“中秋佳月最端圆”写起,早上下起了雨,雨也将止了,一点都不妨碍高兴的事,表现出了一种风雨无阻的心态。
下片写了傍晚时分雨停止了,天晴朗了,中秋的月亮是多么的皎洁无暇,与首句相对应。
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