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红拂》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钦佩红拂卓识敢为,能不受相府权势和封建礼教的“羁縻”,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理想。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该词上片写室外环境,用凄迷寂冷之景映带思妇孤独落寞之心;下片写室内之人,以“慵剪”、弹泪倚瑟、卜问吉凶三个动作暗示思妇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全词语言清丽,笔意古雅,含蓄不尽,婉曲动人。
起首两句写楼外。春雨绵绵密密,像尘雾一般,灰蒙蒙的,刚刚泛出鹅黄色的柳梢给雨打湿,水淋淋的。说春雨“细如尘”,新鲜而熨贴。春雨是细屑的,轻倩的,迷离漫漶,润物无声,似乎非“如尘”二字无以尽其态。用它来映衬怀人的愁思,便显得十分工致。“湿”承“雨”来。“黄”字体物入微,切合物候,又应“春”意,让人联想到稚柳这迷蒙细雨的薰沐下所焕发的生机。接下来,“风约”逗引出后两句,视点拉回室内。
上片状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笔笔勾联,丝丝入扣;这几句看似景语,实乃情语,打下了闺人的主观色彩。“如尘”的雨,多少给人以凄迷低黯之感;柳色又新,牵惹着对远人的缕缕情思;阵阵轻寒,更使那碧色的窗纱涂上感伤的色调,寒气直浸入心底其中“寒碧”是以景写情的重笔,女子心中的感受由此得到深刻的展示。作者借拟女主人的眼光,写出了一个寂冷的环境。
过片直接突出了居于画面中心的女主人公——“美人慵剪上元灯,弹泪倚瑶瑟”。上元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宋代是个盛大的节日,民间有吃圆子(汤圆,取阖家团圆之意)、观彩灯、祭紫姑等习俗。点明上元之时,背景就变得更其具体而典型,把人物感情衬托得愈加强烈。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又有深闺巧姓,剪纸而成,尤为精妙。”陆游《十二月一日》诗:“儿书春日榜,女剪上元灯。”说明宋时剪纸做灯,乃闺人巧技,而且有早些日子就开始制作以备上元灯节玩赏的。可见这一句“美人慵剪上元灯”,不是一般的身心慵懒,而是由于情绪恶劣之极。“弹泪倚瑶瑟”句加重悲情之分量,写她欲鼓瑟以舒怨怀亦不可能,好只倚瑟弹泪了。
结束两句:“却卜紫姑香火,问辽东消息。”前一句承接上文,转进一层,与美人问卜的事。紫姑,相传为唐武则天时寿阳刺史李景之妾,为大妇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于厕间,上帝悯之,命为厕神。旧时民间每于元宵夜图画其形以祭,并扶乩卜问祸福。
无心剪灯,有意问卜,写出少妇关注之所。就这样,结句全词层层推进之后,以轻淡之笔出之。辽东,古郡名,故址今辽宁省东南部,多用来借指遥远的边地,以代亲人之所。至词的主旨已经明确、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字面上终归没有道破。淡语入情,含蓄不尽。这一结语使全词意境浑成,主旨突出,堪称巧妙。
此诗以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汉江周围壮丽的景色,表达了诗人追求美好境界、希望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也隐含了歌颂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功绩之意。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颔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颈联由远而近,远近相映,笔墨酣畅;尾联直抒胸臆,可比作画上题字。诗人采取的几乎全是白描的写意手法,从大处着墨,于平凡中见新奇,将登高远眺、极目所见的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语工形肖,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等地都属于楚国,而襄阳位于楚之北境,所以这里称“楚塞”。“三湘”,一说湘水合漓水为漓湘,合蒸水为蒸湘,合潇水为潇湘,合称三湘;一说为湖南的湘潭、湘阴、湘乡。古诗文中,三湘一般泛称今洞庭湖南北、湘江一带。
“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九派”,指长江的九条支流,相传大禹治水,开凿江流,使九派相通。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面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虽未点明汉江,但足已使人想象到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的浩渺水势。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涌流到天地之外去了,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而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
王世贞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说得很中肯。而“天地外”、“有无中”,又为诗歌平添了一种迷茫、玄远、无可穷尽的意境,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此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
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正当诗人极目远望,突然间风起浪涌,所乘之舟上下波动,眼前的襄阳城郭也随着波浪在江水中浮浮沉沉。风越来越大,波涛越来越汹涌,浪拍云天,船身颠簸,仿佛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风浪之前,船儿是平缓地在江面行驶,城郭是静止地立于岸边,远空是不动地悬于天际;风浪忽至,一切都动了起来。这里,诗人笔法飘逸流动。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活起来了,诗也随之飘逸起来了,同时,诗人的一种泛舟江上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从中表现了出来,江水磅礴的气也表现了出来。诗人描绘的景象是泛舟所见,舟中人产生了一种动荡的错觉,这种错觉也正好符合诗句中的汉水的描写,所以这两个词用得极其恰当。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山翁,即山简,晋人。《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尾联诗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留恋山水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