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此词写离别之苦。
上阕连用花、莺、芭蕉、杨柳、雨、相思树六种物事作渲染、衬托,以柳“丝”谐情“思”,并引进凄婉的爱情传说,表达双方情谊之深,抒发不忍离别的感情。“芭蕉心一寸,杨柳思千缕”与“百杯桑落酒,三叠阳关句”两联警绝,把饯别时的景色场面与情感交融在一起。一、千、百、三等数量词反复出现,既表现出情绪的激烈,而又变化错落,灵动自如。
下阕则将时间前拉后伸,见前欢不可再,后会亦无期,从而将这次离别的苦楚,放大到整个人生,整个今古。“百杯”句,即“劝君更进”之意,劝酒以表关切,“三叠”句,即吟诗或作诗以赠别。末尾二句言反复叙别,尚未尽达其情,月已出,潮亦生,船就要开走了。“月明潮上迷津渚”七字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寄情于景,以景结篇,而又遥应开头,颇为巧妙。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