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借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以诗歌感慨人生,批判和讽刺官场上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指出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仕途多艰,险恶丛生,对现实有着较清醒的超脱态度。全诗选材新颖,意蕴深远。
诗的前三句写三岔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此驿作为历史见证的特殊身份。三岔驿地处十字路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之人皆要由此经过。正因为它四通八达,当云贵的交通枢纽,它才像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一直检阅着从这里经过的游宦商旅、农夫樵子、野叟渔翁。“几朝暮”犹言经过了多少朝朝暮暮。“几”,不定数词,因其不定,无法说清,才更显示其时间之长久,历史之深远。因而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也才无法计算清楚。
四、五句紧承前面,述说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官场浮沉这一点所见到的情景。“朝见扬扬拥盖来”,早晨才见那些得官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喽哕成群,拥盖上朝。“盖”,本指车的帷盖,此处以乘具代人,指代驷马高车、前呼后拥、骄横跋扈的官场新贵。“暮看寂寂回车去”是写傍晚就见他们丢官缴印,失魂落魄,清冷孤寂,垂头丧气,惶惶若丧家之犬地溜逃回家。“扬扬”指志得意满、趾高气傲、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样子;“寂寂”指气沮志丧、委靡不振、低三下四、不敢见人的狼狈形象。这两个反义的重叠词,写尽了官场中得意与失意时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朝得暮失,足见官场倾轧之厉害,宦海浮沉之迅速,仕途风波之险恶。这两句是全诗的中心,一方面诗人对那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他们趋炎附势、鲜廉寡耻、丧尽天良,虽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隐约暗喻着为官难,为清正廉明之官更难的慨叹。诗人忠心耿耿,却反而被谪远戍,永无还期。这两句又未尝不是对自己这种不平遭遇的牢骚怨愤之词。
最后两句用达观的眼光说世态,以出世的语气论人生,说理深透,议论有力。现在和过去,甚至包括将来,一切追名逐利的人统统都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只有眼前这短亭前的流水和长亭边的树木能与天地共存。长亭、短亭,为互文,即长亭的流水、长亭的树,短亭的流水、短亭的树。这两句既有鞭挞、讽刺,也有顺乎自然、无欲无求之意。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上阕先以马周、苏秦、冯谖三个人物失意落寞的遭际自比,然后直摅胸臆,抒发不平:“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此二句看似寻常语,但却道破了南宋政治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后来的皇帝基本上一脉相承,多少仁人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衔恨以终。至此可知中国之不尊,罪在最高统治者。前结仍抒上意。读书万卷,志在辅佐君王,报效国家,反退而隐居,埋在底层,于诗书冠一“叹”字,可知感慨之深。本可以辅佐君王以尊中国,但却被弃置了,岂不令人悲痛!上片连用典故,壮怀激烈,悲歌慷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法实现统一中国的愤世之情。
下阕从侧面立意,在报国无路的情况下,便寄情诗酒,归隐田园,故作旷达,隐痛深哀,仍充满字里行间。“休感慨”,实际是感慨有何用,不如藉美酒以消愁解恨。而人生易老,即使欢乐也难以尽兴。接再作超脱:“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转而又作愤语:“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酧黄犊。”这里表示放下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念头,归隐田园,以求解脱。最后引贾谊事作结:“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贾谊为什么因寂寞而伤时痛哭呢?以反问的形式透露了诗人故作旷达而始终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旷达精神,实质上是他的悲痛情绪发展到更深沉的表现。托古喻今,长歌当哭,全词借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块垒,这块垒似乎越浇越多了,因为辛弃疾的“悲剧”乃时代使然,终南宋王朝力主恢复的抗战潮流,不过细波微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