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中留下了许多描写歌声的名言佳句,成为后世文人写作时爱用的典故。柳永这首《凤栖梧》正是在这些典故的基础上写成的,词中描写了一位歌女的歌声。
词起首三句虚写歌妓的美貌,先写客人与歌妓之间隔了一层帘子,不仅交代了这次听歌会并非在一般的歌馆之中,而是某位达官贵人家中,而且为后文“不见如花面”作了铺垫。然后谈到具体的歌妓的美貌时,却只说了一句“不见如花面”,到底是怎样的“如花”则只字未提,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接下来写歌声之美,词人使用了大量的典故。“牙板数敲珠一串”一句,化用《礼记·乐记》描写歌声的:“……累累乎端如贯珠。”“珠一串”形象化了歌女圆润流转、有板有眼,再妙手拈来“牙板数敲”的打击乐器伴奏,较原典增加了节拍感和音响效果。“梁尘暗落琉璃盏”一句,化用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词人以“梁尘暗落”渲染歌声的清脆和穿透力,再别出心裁增加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盏”,以这器皿来承接落下来的梁尘,化虚为实,使虚拟的带有夸张意味的意象更具实感。“桐树花深孤凤怨。”一句,虽没有直接运用前人写音乐的诗文,但“梧桐”、“凤凰”是古代诗文中习见的意象,而且古代又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传说,柳永借助这些绘制了一个画面,极易引发读者对歌声的诸多联想。词人再以“深”、“孤”、“怨”三字对画面加以点染,则歌声的清越、凄怨、孤寂、哀婉,就令人有了具体的感知;同时,这一句又为词尾所抒之情作了坚实的铺垫。“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一句,化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但词人加一渐字,就写出了歌声由细到壮、由弱到强不断增大的力度。词人再加“不放”二字,给这歌声赋予了鲜活的主动性和生命力。最后词人被那凄婉的歌声感动得“肠先断”,以致于不忍卒听了。
柳永描写歌声处处用典,又处处富有极强的画面感,如诗如画,清新生动,使人在如闻其声的同时,不仅获得了听觉上的美感享受,还获得了视觉上的美感享受。而且,柳永用典而不拘泥于典,臻于“用事不使人觉”(《颜氏家训》)的境地。由此可见,擅长一俚语入词的柳永,以典入词的功力也是非常娴熟的。
这是《乐章集》中一首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描写音乐的好词章,它在古代众多描写音乐的诗词中亦属上乘。
这首诗是作者即将离开金陵东游扬州时留赠友人的一首话别诗,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此诗由写暮春景色引出逸香之酒店,铺就其乐融融的赠别场景;随即写吴姬以酒酬客,表现吴地人民的豪爽好客;最后在觥筹交错中,主客相辞的动人场景跃然纸上,别意长于流水般的感叹水到渠成。全诗热情洋溢,反映了李白与金陵友人的深厚友谊及其豪放性格;流畅明快,自然天成,清新俊逸,情韵悠长,尤其结尾两句,兼用拟人、比喻、对比、反问等手法,构思新颖奇特,有强烈的感染力。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和风吹着柳絮,酒店里溢满芳香;吴姬捧出新压的美酒,劝客品尝。“金陵”,点明地属江南,“柳花”,说明时当暮春。这是柳烟迷蒙、春风沉醉的江南三月,诗人一走进店里,沁人心脾的香气就扑面而来。这一“香”字,把店内店外连成一片。金陵古属吴地,遂称当地女子为“吴姬”,这里指酒家女。她满面春风,一边压酒(即压酒糟取酒汁),一边笑语殷勤地招呼客人。置身其间,真是如沐春风,令人陶醉,让人迷恋。
这两句写出了浓浓的江南味道,虽然未明写店外,而店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杨柳含烟的芳菲世界,已依稀可见。此时,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视觉、嗅觉、听觉全都调动起来了。
“柳花”,即柳絮,本来无所谓香,但一些诗人却闻到了,如传奇“莫唱踏阳春,令人离肠结。郎行久不归,柳自飘香雪。”“香”字的使用,一则表明任何草木都有它微妙的香味,二则这个“香”字代表了春之气息,这不但活画出一种诗歌意境,而且为下文的酒香埋下伏笔。其实,对“满店香”的理解完全不必拘泥于“其柳花之香”,那当是春风吹来的花香,是泥土草木的清香,是美酒飘香,大概还有“心香”,所谓心清闻妙香。这里的“店”,初看不知何店,凭仗下句始明了是指酒店。实在也唯有酒店中的柳花才会香,不然即使是最雅致的古玩书肆,在情景的协调上,恐怕也还当不起“风吹柳花满店香”这七个字。所以这个“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妥贴。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为诗人送行。饯行的酒啊,你斟我敬,将要走的和不走的,个个干杯畅饮。也有人认为,这是说相送者殷勤劝酒,不忍遽别;告别者要走又不想走,无限留恋,故“欲行不行”。李白此行是去扬州。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李白性格豪爽,喜好交游,当时既年轻富有,又仗义疏财,朋友自是不少。在金陵时也当如此。一帮朋友喝酒,话别,少年刚肠,兴致盎然,没有伤别之意,这也很符合年轻人的特点。“尽觞”,意思是喝干杯中酒。“觞”,酒器。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便是事件的结局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离别之宴终归要散的,此时把手相送,心中的感伤便不能自已,诗人借水言情,寓情于物,表达了惜别之情——我和友人的离别的情义与东流之水相比哪个更长呢?其气魄体现了诗人浪漫豪放的一贯风格,也不能不让人想起诗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
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但诗人不是简单的相喻,而是设问比较,迷迷茫茫地,似收而未收住,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想象的空间。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李白可能受到前人的启发,如谢朓就写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但李白写得更加生动自然。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诗构思巧妙。首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是阒无一人的境界,第二句”吴姬压酒劝客尝“,当垆红粉遇到了酒客,场面上就出现人了,等到“金陵子弟”这批少年一涌而至时,酒店中就更热闹了。别离之际,本来未必有心饮酒,而吴姬一劝,何等有情,加上“金陵子弟”的前来,更觉情长,谁也不愿舍此而去。可是偏偏要去,“来相送”三字一折,直是在上面热闹场面上泼了一盆冷水,点出了从来热闹繁华就是冷寂寥落的前奏。李白要离开金陵了。但是,如此热辣辣的诀舍,总不能跨开大步就走吧。于是又转为“欲行不行各尽觞”,欲行的诗人固陶然欲醉,而不行的相送者也各尽觞,情意如此之长,于是落出了“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结句,以含蓄的笔法,悠然无尽地结束了这一首抒情的短歌。
很多人写离别,大多少不了言愁,所谓“离愁别绪”。然而,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悠扬跌宕,唱叹而不哀伤,富于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