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运用了以物代人的手法,在花人之间反复掂掇,造成情意绵绵的意境,构思新颖纤巧,独具艺术风采,形象的写出了玉人之美。
词的一开头就来赞美花:开头两句写花的子房,花的金蕊,玉房金蕊,从正面以文彩艳丽的笔法描绘了花妖艳迷人的姿色,“黄金蕊绽红玉房”只有牡丹才能配的上“玉房金蕊”的称号,可见花的婀娜多姿。牡丹结成一束,恰好地插在美女柔细的手里。“金”花与“玉”人相映成趣,柔花与纤手,“宜”字贯串,构成了睡女侧睡拈花图,美丽极了。
“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袖风。”特写美女的朦胧美。“淡月”本是“朦胧”的,它好像柔纱,罩在美女的肌体上,更是玲珑剔透的。加仁轻轻的微风,拂弄着美女的衣袖,多么柔情。一个“弄”字,多么富有人情味。“月”与“风”给予美女的情爱多么深。静动结合,美上加美。通过对环境的衬托,带给人一种玄妙之美,在如此美妙月色中,漂亮的人和漂亮的花相互衬映,月亮将人和花照得洁白无瑕,花偎依着人的手,享受着微风,烘云托月的写出了花美,人美的一幅美好场景。
下片,写睡女的熟睡美。第一、二句写清香送爽,美女酣然沉睡。在柔和滴淡的香气中,美女不知不觉地如同醉汉进人梦乡,很熟很香。那高耸的发髻慢慢地垂到两耳之下了。“温香”与“熟美”两个偏正词组的结合,恰好生动描绘了睡美人的妩媚神态。那个“醉”也选用精当。除“醉”睡外,再也不会有别的熟睡的情态呈现。
最后一句,“多谢春工。不是花红是玉红。”最后两句点明本词的题旨“不是花红是玉红”。这位朦胧的白中透红肌体的美女,不是花红胜过花红,还是得“多谢春工’。没有造化万物的春工造花、造月、造风、造美境,哪会有“温香熟美”的睡美人呢!
短短四十四个字,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婉约柔美,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容情于景,本是效仿李白《清平调词》所做,但是刻画之高法却不比李白差,首咏人,次咏花,借的美丽衬托出人的美丽。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