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雁荡山以瀑布奇峰著名,这首诗打破常规,题目是题宝冠寺,重点不写雁荡的峰岩瀑布,甚至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环境的幽静,突出自己的心灵感受。
诗开门见山,首联就把自己置身在山寺中,写环境,抒感受。诗说自己漫步在寺内,在流水边驻足,凭倚着石栏杆,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寒。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没有什么难以表达之处,诗人说“不可云”,是因为山中寒冷,又逢岁暮,自然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使诗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是淡泊名利、陶洗心境、出世达观等种种感受的总和,因此不可名状,难以叙述概括,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虽然“不可云”,但必要抒发,诗接着便巧妙地借景达意,说眼见桥下流来清寒的泉水,想到其源头,抬头观望,岩洞谽然,由此便推测流水的清寒,是因为它是石洞中的云朵所化。这样写,境的清寒与人的高洁全都予以表露了。这种表现方法,就是历来诗家所说的“不写之写”,“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不明白说,让读者自己品味。也达到了司空图《诗品》含蓄的标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三、四联仍然用前两联手法,一联抒情,一联以景蕴情。环境如此岑寂,诗人的情怀如此淡泊,境与情吻合无间,诗人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留恋忘返的心情。第三联明白说出自己的情感,在表现时先抑后扬,出句说自己想在这里住段时间,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不能住下的遗憾,对句便写自己在幽阒的环境中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到了半夜。这样写,又回照了上文。尾联以景色来反衬心情的淡泊。雁荡山顶有湖,四季不干,是越冬大雁栖息的所在,雁荡山即以此得名。诗写听不见一声雁鸣,是实事,同时用以突出夜深时万籁俱静的场面。诗人在这样的深夜尚不回去,他的胸怀就自然可知了。
诗的第二联“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是众口传颂的名联。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由高处又想到云与水的关系,从而把两者相联系,表现那一特定环境与特定心情,赵师秀对云水之间常常产生通感,喜欢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景,或硬把它们相互联系,如他在另一首名作《薛氏瓜庐》中写道:“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诗这联,元方回《瀛奎律髓》曾指出是参考了唐杜荀鹤的“只应松上鹤,便是洞中人”句,这是从构思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从赵师秀喜在云与水上做文章的角度上看,诗更接近于武陵《赠王隐人》“飞来南浦水,半是华山云”句。赵师秀以苦吟出名,他曾经对人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宋刘克庄《野谷集序》)他在写这联诗时,极有可能受到杜荀鹤、于武陵诗的启发。
赵师秀曾经选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他的这首诗的风格即近似贾岛、姚合,诗面不用典故,写景造境简易平淡,结构严谨,意境清瘦,琢磨锻炼得不露痕迹。“永嘉四灵”的诗讲究雕镌后的归真,即纯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虽然气格有些局促,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踔厉诗坛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沉闷中注入了新鲜空气。赵师秀在“四灵”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从此可以窥见“四灵”诗风的特点。
这首词词人移花接木,诗人谙熟前人的诗句风韵,考虑到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使这首词词情达意、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置身于宽阔寂寥的环境,突出隐逸的主题,同时表达了词人对于荣利的摒弃以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闲适悠雅的溪桥野渔图。在一片氤氲迷蒙的山岚水雾中,是烟是雨,叫人难以分辨,真是空翠湿人衣。在溪边桥畔,有渔翁正在醉酒酣睡,四周阒无声息,没有人来惊破他的好梦。“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这就是杜甫的两句诗“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的十分熨帖的表现,而且从原作的意境看,也与上片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诗句的媒介,使读者感受到杜甫的诗境,这些诗境又反过来丰富了这首词本身的意蕴。从“春风花草香”会使人联想到“迟日江山丽”以至整首杜甫绝句。由联想再回到词意,在“春风花草香”后面,不单是春风花草的幽香,而且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美丽的景致让词人沉浸其中,如痴如醉,一幅风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春天画面。
下片写江山形胜,四时的美景吸引自古至今着无数的隐人逸士。“江山如有待”是杜甫《后游》中的诗句,作者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却推开自己不说,而从对面着笔,将自己热烈的感情移植到无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过拟人化的描写,表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种人与自然交流相亲、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绪,黄庭坚巧妙地移植了这一诗意,将前面“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词意发展为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时候,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开隐逸风气的陶靖节先生,又随手拈来了杜甫的另一句诗“此意陶潜解”(《可惜》),使读者想到陶潜返朴归真退居田园的隐逸事迹,将自己对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实到对这位抛弃荣利的田园先哲的景仰上,从而挑出了全词隐逸的主题。“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杜甫感叹生不逢时,恨不能与陶渊明同归田园。这首词的最后二句“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是接住杜甫诗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学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后尘。词人决心归隐,但到底去何方,是山野,是林莽,是田园,却无可奉告,不过如随之而去,一定会明白他的踪迹。这二句诗句在这首词里,贯串下面的情志意趣,结束得非常工稳,飘逸而含蓄。
整首词虽连缀前人诗句而成,但是主题集中,联系紧密。上下相承有序、言近而旨远,凭着自己的诗才学力,通过精心的构思安排,却创造出比原句更高的美学价值。这篇词是集句词的代表词作。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实际上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发现共工和祝融都说是两个部落,共工氏部落负责水文地理和治理水利,而祝融氏负责火事管理。由于炎皇神农时期地球处于冰河时期,那时水灾不明显。到了颛顼大禹期间,冰河期已经过去,气候变热,冰川消融,大地开始不断发大水,而有经常暴雨不断。作为负责水事管理的共工氏,首领颛顼认为是共工氏的责任,因此把滔天不断的洪水怪于共工氏,便下令诛杀共工氏,这边有战争的可能。然而杀了共工,水患依然不断,到了尧帝继位,水患依然不断,大雨依旧经常下个不停,于是乎尧帝也下令继续追杀共工氏族之人,而祝融氏正是追杀共工氏的执行者。杀戮再继续,暴雨和洪水依旧不停止。
大禹的父亲鲧被尧帝派去治理水患,修堤堵水九年未果,被杀。公元前4128年舜帝即位,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彻底诛杀共工氏族之人。
禹改变了治水方法,运用准绳和规矩,带领族人凿开了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在涂山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大禹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水患的治水英雄。对于这故事,一些人认为就是大洪水大劫难时期,更因为这西元前4000年的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空白。《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年代或重大的具体事件,也就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然而一些考古研究,却发现了“史前”文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无法解释。而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这三皇五帝的故事都是十分混乱零散的,要找出具体年代,真的很难。
第三次,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适逢女娇生子,邻居告诉大禹,劝他回家探望妻儿,大禹说:“治水要抢时间,无法分心。”邻居说:“您不能回去看望妻儿,也应给独生子命个名字呀!”大禹在匆忙说就命名为“启”,意思是说”治水启行“。如此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归来时他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女娇也成为一位中年妇人了。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相传古时嵩山一代洪水滔天,土地淹没,许多生命被夺走,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大禹之妻涂山氏为支持大禹治水,也一同来到嵩山,就住在太山脚下,每天给大禹缝衣送饭。顾不得回家,到了吃饭时分,便击鼓为号,由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前来送饭,此事感动了上苍,玉帝便出手相助,让大禹在开山凿渠时变成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滔滔江水乖乖听从大禹安排,但大禹始终没有把变熊的事情告诉妻子。大禹对涂山氏说:"当你听到击鼓声,就给我送饭"。这就是闻鼓饷夫的故事。大禹为了尽快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石,忙碌不停。
一天,大禹开山迸石误触皮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不见大禹却见到了一头威猛的黑熊,又惊又急,扭头便往东奔跑。大禹急忙去追,到快要追上时,涂山氏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面对急匆匆赶到的大禹,涂山氏明白了一切,悲喜交集,但却已无法回答大禹的千呼万唤。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的北部裂开了,生出了一个婴儿。原来是涂山氏焦急万分,愁肠百转,迸破了肚子,把十月怀胎的儿子留给了大禹,也把无限的眷恋和思念留给了大禹,这个婴儿便是夏代的第二代君主夏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