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仅从文本看,诗写深秋月夜景色,然不作静态描写,而借神话传说宛言月夜冷艳之美。首句以物候变化说明霜冷长天,深秋已至。次句言月华澄明,天穹高迥。三四句写超凡神女,争美竞妍。诗以想像为主,意境清幽空灵,冷艳绝俗。颇可说明义山诗之唯美倾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特点在于即景寓情,因象寄兴。诗人不仅是写生的妙手,而应该是随物赋形的画工。最通常的题材,在杰出的诗人的笔底,往往能够创造出一种高超优美的意境。李商隐的这首《霜月》,就会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节,在一座临水高楼上观赏霜月交辉的夜景。它的意思只不过说,月白霜清,给人们带来了寒凉的秋意而已。这样的景色,会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诗所给予读者美的享受,却大大超过了人们在类似的实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诗的形象明朗单纯,它的内涵是饱满而丰富的。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霜月,说明时间在深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霜始降。”所以诗中说,听到南飞大雁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儿的鸣叫。而霜降时已经是深秋。征雁,南飞的雁。“水接天”的水,一般认为指的是霜月之光。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的女神;素娥,嫦娥,月中仙女。婵娟,美好的姿容。诗人李商隐写霜月,不从霜月本身着笔,而写月中霜里的素娥和青衣。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的,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这精神是诗人从霜月里发掘出来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混浊现实里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愿望;是他性格中高标绝俗一面的自然流露。
七言绝句《霜月》也能看出李商隐诗歌的唯美风格。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深秋时节,已经听不到蝉鸣,万里长空时时传来大雁寒冷中凄切的叫声。百尺高楼,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是现实的景色,澄澈空灵。而现实的环境是美妙离奇想象的摇篮,会唤起诗人脱离尘俗的意念。青女和素娥两位仙女不怕寒冷,在霜月中争比彼此的美好姿容,是诗人的幻想,也寄托了诗人不惧寒冷和高标绝俗的情怀。诗人运用想象与神话典故,创造出清幽而又瑰丽的意境。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人的笔触完全在空际点染盘旋,诗境如海市蜃楼,弹指即逝;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秋深了,树枝上已听不到聒耳的蝉鸣,辽阔的长空里,时时传来雁阵惊寒之声。在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楼独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闻征雁已无蝉”二句,是实写环境背景。这环境是美妙想象的摇篮,它会唤起人们脱俗离尘的意念。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诗人的灵府飞进月地云阶的神话世界中去了。后两句想象中的意境,是从前两句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