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歌开始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重行行”即行了又行，走个不停。“生别离”就是活生生地分离。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这样活生生地分开了你和我。 这里，诗歌连续用了四个“行”字，不但表现了行走很远，而且也表现出了行走很久，即指空间很远，也指时间很久。叠词手法的运用，在后来的李清照词作中，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叠词的运用，在诗歌中，给人以复沓的音律美，也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接着的“与君生别离” “君”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这一句是思妇对丈夫远行时的回忆，也是此时此刻相思之情表现。开头两句是全诗的诗眼，并起到总领下文的作用。
接着写道：“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天一涯”即天一方。意思是两人各在天的一方，相距遥远的，当然见面就难。“去”即离开。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这也暗示了“行行重行行”的含义。“各在天一涯”，也就是说，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而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
是的，现在“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而且“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这里，紧承上句而来。“阻”指路途坎坷曲折。“长”即路途遥远。“阻且长”即艰险而且遥远。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相见不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从当时的背景看，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接着写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马”泛指北方的马，古时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越鸟”指南方的鸟。“越”指南方百越。这两句是思妇对游子说的，人应该有恋乡之情。你看，胡马南来后仍依恋于北风，越鸟北飞后仍筑巢于南向的树枝。鸟兽尚眷恋故土，何况人呢？思妇自然希望游子想到故乡，想到在家的父母、妻儿。
人是有情怀之物，思妇在家中，对游子的思念是越来越强烈，诗中就写道：“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缓”即宽松。意思是说，分离的时间一天天过去，时间久了，我的衣带一天天也愈来愈松了。这是在告诉游子，因为我对你的思念也来越强烈，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这与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写得很是形象，意义也是很明白的。这“衣带日已缓”是思妇心灵上无声的呼唤，也是思妇心中愁苦的表现。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诗中已出现了两次“相去”。第一次与“万余里”组合，指两地相距之远；第二次与“日已远”组合，指夫妻别离时间之长。相隔万里，日复一日，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使明净的心灵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使女主人公忽然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惶之中。诗人通过由思念引起的猜测疑虑心理“反言之”，思妇的相思之情才愈显刻骨，愈显深婉、含蓄，意味不尽。
猜测、怀疑，当然毫无结果；极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这就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老”，并非实指年龄，而指消瘦的体貌和忧伤的心情，是说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归，岁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谢，相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红颜老的迟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无益,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以待来日相会。故诗最后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此，诗人以期待和聊以自慰的口吻，结束了她相思离乱的歌唱。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时，回忆起赤壁之战而写的一首怀古诗，表达了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悲凉之感。
“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舟由舻”，诗人以惊人的艺术腕力写出了曹军以泰山压卵之势顺长江东下、睥睨一切的气焰和威势。当时，曹操大军破荆州，下江陵，战船连接千里，旌旗蔽空，投鞭断流，其志在必欲一举击碎东吴，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成就帝王之业。然而，句中着一“本”字，则明白暗示了其骄兵必败，“雄图”终将化为泡影的历史结局。
“诸葛心中空有汉，曹满眼里已无吴”，分述诸葛亮和曹操两个历史人物。“心中空有汉”是说，汉朝国祚将亡，诸葛亮纵然逞其才智，终究也是枉费心机。对句写曹操的狂妄轻敌。
“兵销炬影东风猛”，写曹军的失败。接下来的对句“梦断箫声夜月孤”，则出现一个大跨度的跳跃、转折，作者移宫换羽，诗笔一挥越过八、九百年，联想到大苏泛赤壁的遗事，一种虚空怅惘的情绪随之升腾起来，诗境也由粗放转为凄清。句中“梦断”、“箫声”、“夜月”的意象，全由苏轼《前赤壁赋》一文化出。这一联的两句诗对比强烈，出句尚是千帆争渡，烟焰张天的战争场景，对句却绘出一幅清幽的长江月夜听箫图，如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洞箫声索回飘荡，黯然销魂。
最后诗人从幽思冥想中重又回到使他感兴趣的眼前风物上来：“过此不堪回首处，荒矶鸥鸟满烟芜。”不堪回首是伤感于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荒凉。那些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一世之雄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雄姿英发的周郎，“而今安在哉”，就连那月夜泛舟，临风吹箫、放言宏论的苏轼和客子，也早已杳如黄鹤。面对荒矶鸥鸟、哀草寒烟，多情善感的诗人抚今追昔，念往思来，感慨万端。更兼那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坎坷，命运的乖舛……一腔忧思愁绪向谁倾。末句以景结情，作者的百般感触尽在不言中，也给全诗笼上了一层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意绪。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