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全唐诗》中收张潮诗五首，其中《长干行》还可能是李白或李益的。张潮的几首诗，除了一首《采莲词》是写采莲女的生活，其余都是抒写商妇的思想感情。从这些诗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不难发现深受南方民歌的影响。
这首诗的第一联：“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不见还”。“茨菰叶烂”的时间当在秋末冬初。“莲子花开”的时间当是第二年的夏天。去年茨菰叶烂的时候在西湾送别，眼下又已是荷花盛开了，可盼望的人儿还没有回家。也可能他曾经相许在“莲子花开”之前返家的。这是先回忆分别的时间、地点，再由此说到现在不见人归。说来简单，可诗人却描绘得有情有景，相思绵绵。前者暗示出一个水枯叶烂、寒风萧萧的景象，它衬托出别离的凄楚；后者点染出满池荷花、红绿相映、生机勃勃的画面，反衬出孤居的寂寞难耐。笔法细腻含情。
“茨菰叶烂”、“莲子花开”这两个镜头交替的寓意，从时间上看就是要表现出一个“久”字。“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久而不归，思念之苦，自不待言。“白日寻思夜梦频”，诗的第三句就转到写“梦”。由久别而思，由思而梦，感情的脉络自然而清晰。同时，诗的第三句又回应了第一句，“别西湾”，暗示了对方是沿江而去，所以这“梦”也就“不离江上水”。“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这当是“妾梦不离江上水”的另一个原因。
按照一般写法，接下去可能就要写梦中或梦后的情景，可是诗人撇开了这个内容，凌空飞来一笔──“人传郎在凤凰山”。出人意表，而且还妙在诗也就戛然而止。至于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她是喜是忧，是乐是愁，诗人却不置一词，让读者去体会。首先，这个消息的到来，说明了自己是不知人已去，空有梦相随，往日多少个“不离江上水”的“梦”，原来是一场“空”；其次，这个消息还意味着“他”时而在水，时而在山，行踪不定，又不寄语，往后便是梦中也无处寻觅，那难言难诉之苦，隐隐怨艾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可谓结得巧妙，妙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余情不尽。
这首诗上下两联各以意对，而又不斤斤于语言的对仗，第三句是一、二句的自然延伸和照应，第四句又突乎其来，似断不断，把诗推向一个更为凄楚、失望的意境。它明快而蕴含，语浅而情深，深得民歌的神髓。
此诗的头四句以陇上流水来映衬诗人的独身远行。“远行客”是诗人自称。诗人登上陇山之巅，想起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歌辞中说的是非常相似的。“陇上分流水”既是写实，也是衬托作者只身远游的孤寂悲凉心情。据《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诗的第三、四句运用顶真法紧承头两句而来：“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以流水不尽来比喻人的行程无尽。
诗的后四句是诗人以大丈夫自许，抒发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浅才通一命”，这里是指诗人即将就任的左饶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实际上这是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军官，地位仅仅次于判官。诗人称“浅才通一命”不过是谦词罢了。“孤剑适千里”，大有慷慨行侠的意味。《史记·淮阴侯列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结尾两句“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指明了诗人此番远行的原因。诗人并非不眷恋思念自己的故乡，他之所以离乡远行，全都是为了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呵。高适也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他对哥舒翰的荐举是非常感激的，当时世风，要作官除考试一途外，若无人荐举是作不成官的，因此高适说“从来感知己”。“感知己”也仅是表层的一面，深层的原因则是高适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抱负。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诗的后半部分昂扬的基调。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尽可能丰富的思想，诗中既有游子思乡的情思，又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报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为国效力建功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从全诗的情感流动看，是先抑后扬，最后以昂扬的调子结束全篇，给人以奋发向上之感。胡应麟评说高适的五言古诗“意调高远”，“深婉有致”，由此诗可见一斑。
《木兰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不是因为儿女的心事，而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二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表示对此事的极度重视，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三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四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五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展现浓郁的亲情；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六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其诗中几件事的描绘详略得当，一，二，三，六，七段详写木兰女儿情怀，四，五段略写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内容上突出儿女情怀，丰富英雄性格，是人物形象更真实感人。结构上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木兰诗》是中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诗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天性善良勇敢，沉着机智，坚忍不拔，是木兰英雄品格之必要内涵，对父母对祖国之无限爱心和献身精神，则是其英雄品格之最大精神力量源泉。《木兰诗》创具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其特质，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之整合。这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实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大不相同。《木兰诗》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歌之天然特长，铺排、夸张、象声、悬念的突出运用，对于渲染气氛、刻划性格，效果极佳。
过去多认为《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为北朝尚武之社会风俗。但是，北朝历史发展之主流，是入居北中国的游牧民族接受农业文明，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化。就此诗言，即使木兰之家原为鲜卑民族，也早已汉化。“木兰当户织”，是一证。木兰还家，全家喜庆之中所深具之礼意，是又一证。尤其木兰替父从军、高度体现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实为高度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故应当说，《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朝尚武风俗之融合，而《木兰诗》之根本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