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叹华清风景,抒发盛衰之感,唐人早有不少名篇。如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顶,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难乎为继的情况下,要后来居上,就得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首《题华清宫》便是如此,它取景深远,意味无穷,创造了独特的意境,表现了深沉的感慨。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两句,概括交代这一趟行程,“晓风残月”日夜兼行的氛围,也点出了凄迷的骊山景色,为历史悲剧的抒写作了铺垫。这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起句。接着,最精彩的两句出现了:“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从朝元阁到长杨宫,一方面由唐溯汉,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广阔的历史背景令读者生深邃之感。另一方面,汉、唐并称盛世,而此时汉家宫苑、唐朝殿阁,都只成了笼罩于西风残月之下的荒凉陈迹。这两句一笔勾出千百年盛衰兴亡的历史,含蕴丰赡。
“都入长杨作雨声”,因残月在天,西风“作雨声”,则未必就是真的雨声。联想唐代诗僧毛可上人《秋寄从兄贾岛》中的佳句“听雨寒更彻,开门落叶深”,西风飒飒,落叶萧萧,令人疑为冷雨阵阵。写景之妙,正在于这种象外句巧妙运用所取得的幻觉效果。何况,“长杨”又是一语双关,既可指长杨宫,也可指树木中的长杨。末两句似乎也是幻觉的描写,引人遐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是司空图《诗品》指点人们写诗、读诗的一种方法。“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风声,雨声,总是秋声;声声入耳,一曲心声而已。历史的垂戒,凭吊的感喟,都融铸在这首诗的意象中了。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腻,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腻,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