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诗人在首联中将王太尉比作为国消除边患的霍去病，赞扬他功勋卓著，扫除了笼罩全国的战争阴云；中间两联写大捷之后战场的和平景象；尾联表达了诗人祈求和平的愿望。全诗气势不凡，是禅僧诗中难得的佳品。
首句“嫖姚立大功”，诗人用的是西汉时代名将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领兵大败匈奴。这里用霍去病来比喻王太尉，着眼点正在于他们克敌致胜的共同点上，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功甚大、其志甚伟的豪情。“万里绝妖氛”一句，写出了敌人被肃清后天地清明之貌，具有爽朗刚健的气质。
首联概述了大捷之后，中间两联笔势一转，进而描写战后的战场景观。“马放降来地，雕闲战后云”，充满了一种平静悠闲的意趣，这是和诗人观照战争的视角有关的。宋辽之间的战争，辽国往往是进攻方，宋往往处在防御的态势。当有效抵御了敌人的攻击并打败敌人之后，宋人感到的是一种成功之后的轻松之感，所以在诗人的笔下，马群是自由放牧于和平宁静的战场之上，空中的猛禽雕鹗也轻松地盘旋在战后的天空云彩之间。
“月侵孤垒没，烧彻远芜分”，又使整诗染上了一丝冷寂的色彩。只见月色如水，整个战场都沉浸在它的银光之下，那孤零零的战垒似乎也看不见了，战争的野火早已将杂草烧尽，极眼望去，远处的平芜也历历分明。
这种意绪，在尾联进一步加深。诗人毕竟是一位僧人，他不是军人，所以“不惯为边客”，而那惹来满地霜迹的寒笳的声音，也是诗人所不惯听闻的。从颈联开始的诗歌情感上的转换，与诗人的僧人身份有关：当最初的狂喜过去之后，诗人的情绪又归于静寂一路。他仿佛一位出世世的僧人，偶然将情感伸触到世间，在经历了欣喜之情后，又重新回到了那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这首诗歌颂王太尉粉碎侵略、保卫边疆的丰功伟绩。写战争而不直接描写故事，但又让读者体味到战争，可谓匠心独运。诗的起笔豪壮，别具一格，景色描写境界阔大，气韵沉雄，在诗中巧妙地点出自己的身份又藏而不露，足见诗人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