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回巫峡暮，波起洞庭秋。
塞阔归鸿远，林疏败叶稠。
碧云音信绝，目断五城楼。
雨回巫峡暮，波起洞庭秋。
塞阔归鸿远，林疏败叶稠。
碧云音信绝，目断五城楼。
首二句极写楚都之荒凉。想当年楚地何等博大，楚都何等繁华，楚之君臣何等威赫，而今却“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衬映这古城阙的却只是这连片的坟墓、无边的荒草和野树。这一苍茫的历史感慨不少诗人描写过，李白“吴宫花草埋出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风凰台》）便是典型一例：但在韩愈却有独到喟叹，也直谏获罪，几临杀头，死亡之念时刻袭上心头，拂逆不去。刚出京，便瞩远来的侄孙准备收拾自己的骨殖：“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道上，不堪惊吓与劳顿的幼女又死了。因而，首句取丘坟这一阴森凄冷的意象，是在吊古的情怀中裹掖着现实的困惑，自伤的意味。丘坟满目，是眼前近景，城阙连云，是辽阔远景，是茫茫宇宙空间，衣冠尽，却是心中情，是感喟，是浓缩的历史的情绪化表现。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乔壁怀古》）造意与此相似，只是取象不同。韩愈在即目所见的空间中看出严峻的时间性，看出人生的短暂与飘忽。历史千载，唯留丘坟。那当年的君臣士大夫都带着他们的功业和追求，走向默默无闻的寂寞，进入无边的荒凉，为这荒草野树所遮掩。这是多么令人脊冷心寒的。而诗人想到自己为了信仰抗颜犯谏，受尽磨难，走向遥遥贬途，将来又什么都不能留下，找不到未来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苦涩的悲凉茫然的心绪，感受到那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傍徨情态。城阙连云，从艺术手法看，是小景物作了大景物的坐标，使眼前景更趋逼真贴切，但从感情脉络看，目极天地，正是困惑苦闷的心绪寻求解脱与寄托的寻觅求索。
这时，仿佛万籁静寂中一声鸡啼，郁闷窒息中一股凉风，诗人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祠庙：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他急急上前问询，方知“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虽一草苴茅屋，诗人却如获得了极大的慰安而心花怒放了。楚昭王当年曾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土，这一功德千百年后仍为人所缅怀，享受祭祀。而自己“欲为圣朝除弊事”之举正是为天下人民免除愚昧和苦难，显然，诗人从茅屋祀昭王中悟出了事业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初起的彷徨悲凉为之一变，恢复了自信，增强了九死不悔的决心。
整首诗写出荒凉的感觉而又意味深长。其中“城阙连云”是想象之境，想象昔年楚国盛世，而今却只剩下“草树荒”；末尾“一问茅屋”四字，更极尽盛衰之慨。然而屋宇虽小，后人追缅情怀并未衰绝。末句颇有风致。抚今追昔，再亲临其地凭吊，恐怕更别有一番况味了。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