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首先说一下,词题中的“怀古”。从全词内容看,实在没有多少“怀古”成份。写孔、孟之事是在运用典故,擫笛宫墙是借喻,都是一点即可,没有就古人之故事作深入阐述。而其余部分则都是在写自己,说当世,以“伤今”则更为妥当。大概是因为“伤今”不便明说,只好借“怀古”来打打掩护罢了。
起笔“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就用了《孟子》两处的典故。《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离开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西南的昼县留宿了三晚才离去(“三宿而后出昼”)。有人背后议论他为什么走得这样不爽快,孟子知道了就说:我从千里外来见齐王,谈不拢所以走,是不得已才走的。我在昼县歇宿了三晚才离开,在我心里还以为太快了哩,我岂是舍得离开齐王啊!——这就是“三宿”两字所概括的内容。又《万章下》说:“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这两句用典,很能表达词人留恋旧京、故乡,至此不得不去而又不忍离去的心情。再加以“缓辔”二字表行动带难舍之意,“西风”二字表时令带悲凉之情,充分衬托出词人此际的心绪。不想行而终须行了。“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昔日汴京繁华时,“都城左近,皆是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东京梦华录》卷六)。此时词人行到故乡郊外,只见旧日园林,尽成种庄稼之地(锄耰是种田的农具),感慨之情,已含景中。词写到郊外农村景色,说明离京已有一段路了,然后接写“桑阕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回过头来再说城内。词题为“出京”,按行路顺序是由城内出至郊外,这里倒过来写并非无故,盖所写城内景观乃是在郊外回望所见,一个“远”字足以说明,条理还是顺的。“桑梓”三句除寓有黍离之悲,更重要的是为回头望阕作必要的过渡。“桑阙”句写回望眼中所见宫殿影象。《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词人出郊回望所见的正是龙凤桑阕之影。“桑阙”代指大内皇宫,其中曾经有过朝廷、君王,统包在“桑阙”之内,然而它“远”矣!“远”字体现了此时眼中空间的距离,更体现了心上时间的距离。故国沦亡,心情无法平静。
“九门”句更作进一步的嗟叹。“九门”泛指皇宫,“鸳鸾”本为西汉后宫诸殿之一,见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这里特拈出“鸳鸾”一处以概其余,则为了与上句的“龙凤”构成对偶。由“鸳鸾”又生出一“翼”字,与上句的“影”字为对。句言后宫“空锁”,语极沉痛,其中包含着汴京被金攻破后“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宋史·后妃·哲宗孟皇后传》)这一段痛史。“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用元稹《连昌宫词》“李笛傍宫墙”句而反说之。天宝初年唐室盛时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宫中新制乐曲,声流于外,长安少年善笛者李笛听到速记其谱,次夕即于酒楼吹奏。此词反用其事,以“无人擫笛”映照宫苑空虚、繁华消歇景况;苔花自碧,亦写荒凉。其陪同使节北行词中也有“神州未复”、“独怜遗老”的感情抒发。至此回经旧都,远望宫阕,宜有许多感叹之情;而图谋克敌恢复中原的急切心事,亦于此时倾吐,于下片见之。
上片多写景,情寓景中,气氛压抑悲怆。下片转入议论,仍是承接上片牵国事的意脉,而用语则转为显直,大声疾呼:“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汉”、“虏”字代指宋与金,“天”谓“天意”。古人相信有“天意”,将事势的顺逆变化都归之于“天”。“天相”意为上天帮助,语出于《左传·昭公四年》“晋、楚唯天所相”。“天厌”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厌”谓厌弃。事势不利于金即有利于宋。《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六引陈桱《通鉴续编》载:“金主自即位,即为北鄙阻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藏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赋敛日繁,民不堪命。……韩侂胄遂有北伐之谋。”
就在李壁等出使的这一年春,邓友龙充贺金正旦使归告韩侂胄,谓在金时“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蒙古)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侂胄“北伐之议遂决”(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罗大经是肯定这些密告者的,说是“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这也是“民怀国”之一证。《通鉴续编》所谓的“群盗蜂起”,即是说的金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也是“民怀国(宋)”的又一证。以上这些情况,对金国内部必有影响,李壁、史达祖一行当有更新的情况了解。如此年六月,金制定“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七月,定“奸细罪赏法”(均见《金史·章宗纪》),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稳。总的看民心向着宋,背着金,大可乘机恢复,统一全国。话虽如此说,但一想到自己并非无才,只因未能考取进士不得以正途入仕,只屈身作吏,便觉英雄气短,于是接着有“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的大声慨叹。最后“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办”是准备之义,“升平”即上文“建瓴一举,并收鳌极”,国家恢复一统的太平盛世,也就是下句的“春色”。
这里一个“看”字耐人寻味。“平戎策”既因自己无位无权而“不预”,“收鳌极”又望其成,则只有等着“看”而已,其中也颇含自嘲之意。“吟”字上应“诗人”。风月满襟,畅谈春色,把政治上的理想写得诗意十足,也补救了下片纯乎议论的偏向,以此结束,情韵十足。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罗隐这首咏物诗,为古代咏牡丹的名作。
“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蕊当心一抹檀。”诗的开头两句是说:牡丹花在园中蓓蕾初放,光彩照眼,然而雾气笼罩着它,似乎难得开大;就开放的花朵来说,花瓣一片粉红,当小包着深红的花蕊,十分好看。这两句是总体上写牡丹的外观。诗人不完全限于对其外形、色彩的刻画,而是置之于自然环境之中,写它给人的直觉印象。它颜色鲜亮,富有光艳,却被一层云气包裹,如轻纱中的美女,更具诱人的魅力。
“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前句是写瓶中的牡丹;后句是写插在美女鬓上的牡丹。醉眼所见及镜中所映,皆有失于真。在那些富贵公子、千金小姐们看来,这牡丹能在他们的金瓶之中、云鬓之上,真算得“富贵花”、“花中王”了,而实际上,这却并不合于花的本性。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当庭始觉春风贵”,这一句是写庭院中的牡丹。是说只有种在庭院之中,才能显出它的魅力,竟至使得春风更惬人意,使得春天真正显示出它动人的容貌。古人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蝴蝶可以显示春风的婀娜美妙,牡丹花就更是这样。“带雨方知国色寒”,则是写雨中的牡丹。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因其本身的花繁朵大,色彩艳丽,并非由于上了富贵人的金瓶、绿鬓。它不但能使大自然更美,而且也只有在自然的变化中,才能显示出多种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在门阀观念严重的唐代,“寒”总是同“微”联系在一起,然而,“寒”同时也可以显出严峻刚强的秉性。经一阵雨洗风摇,碧叶更见苍翠,红瓣更见鲜艳,那条条枝茎,也显示出铮铮硬骨。“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这两句写出了牡丹的刚强品质与不凡气度。但是,这两句的深意,只有在同“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的比较中才能体味出来,“始”、“方”二字,便透露了诗人一反一正进行比较的用意。然而,意思的转折方面,又十分自然;如一般地去看,中两联四句是排比写牡丹在瓶中、鬓上、庭院、雨里四种情况下的状况,细心体味,又含着正反两层意思。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是以美人杨贵妃为喻(杨玉环为女道士时曾号为“太真”)。这两句是写牡丹经过一天日晒,如同娇轻慵懒、弱不禁风的美女。不过,这两句诗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引起人们对李白《请平调》三首的联想。李白的诗是唐玄宗同杨贵妃赏牡丹时奉旨所作,后两首即将牡丹与杨贵妃联系起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罗隐诗的末两句,扩展了李白诗作的联想范围,使读者从时间的、历史的座标去认识牡丹的美艳绝伦。
此诗写牡丹之美,而不限于花叶的描绘,一方面着眼于牡丹的生活环境,另方面着眼于对它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这二者的结合,使得诗中所写似乎并非纯粹的花,好像还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一联概括地写其给人的直觉,末一联以美人为喻,前后照应。当中两联似为排比地写了牡丹的四种生活环境,而实际上是正反两种境遇,细致品味,意蕴无穷,令人想象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