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里咏叹的是松树,但它不是纯粹的咏物诗,而是借咏物抒情咏怀,明写松树,暗喻人才,句句写松,却句句落实到人。诗的前四句指出,松树在幼小时,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和其他小树苗一样,常常淹没在杂草丛中,不为人们所注意。人们不知道它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也不了解它的笼罩云气的壮志和傲霜斗雪的风骨。这既是诗人的自喻和自况,表明自己像松树那样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贞的节操,是一个“好苗子”,但“为草所没”,未被发现和看重;同时也是要求当权者“慧眼识人”,要善于识别和发现人才。“弱干见摧残,纤茎易陵忽”两句,指出松树的成长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特别在它幼小的时候,容易被摧残、被伤害,只有精心地培育它,爱护它、保护它,它才能茁壮成长,长成参天大树。这两句诗,有诗人寻求庇护的意图。诗人自荐多才,仕途不济,后因私撰《齐春秋》而遭受打击,长久失意,希望得到王桂阳的援助和保护。以上六句诗,深刻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即不仅要善于识别和发现人才,还要注意培养和爱护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不然的话,人才是很容易被埋没、被损害的。诗的最后两句,诗人保证说:当幼松一旦长成数千尺的大树,一定不会辜负主人的知遇之恩,要建功立业,庇护众生,有所作为。
此诗通篇采用比体,情意委婉,笔意含蓄,与当时南朝华靡艳丽的诗风相比,此诗显得清新挺拔,别具一格。从结构上看,全篇首尾呼应,章法整饰,一气贯注,中两联为对仗,已有一些唐人律诗的体貌。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