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游的五言律诗，表现了诗人对佛门胜地少林寺的衷心礼赞。“长歌”的欢悦与“徙倚”的急切，毕现了诗人心中对宝地的久盼，而“宝地”与“珠林”二词，便是诗人对名刹的激赏。接着诗人取“雁塔”与“龙池”两个著名景点，展现其岁月之幽、深难测底。走出历史的风尘，来到眼前的风景中，但见雨后初霁后的宝宇，风光更为绮丽，高檐碧殿，饱蘸秋阴。 留恋之余，不觉秋晚，山蝉相送，意犹未穷。
首联是概写游寺。诗人踏着歌声来到这所佛门宝地，仔细地观赏了寺内清幽秀美的园林景色。“宝地”“珠林”，都是出自佛经用语，所谓“黄金七宝为地，摩尼珠为林”。少林佛殿及其幽美园林风光也由此不言自喻。“长歌”二字，表现诗人当时畅游的欢快心情。
次联进而描述寺内两处重点景物。一处是古老的雁塔。雁塔原是印度古代佛教僧人为舍身救饥的雁王立塔纪念，出自佛经故事，后世相传成为佛寺的重要建筑。另一处为龙池，指寺中有名的九龙潭，潭水很深，据说有九龙蟠聚其下，“风霜古”“岁月深”，两句上下交织成文，说明雁塔之古是由于岁月之深，而龙池之深也是因为霜风之古。
三联再写遍游以后的时间变化。“澄”“下”两字写时间转移动景，最能生动传神。“夕霁”和“秋阴”，既点时间，又指季节，自然引出尾联的“晚霞”与“蝉噪”。
尾联写霞彩满目，蝉声盈耳，结得声色并茂，非常尽兴快意。此时的蝉声相送，同首联的长歌来游，前后相应，主体与客观协调一致，早晚一片欢愉场景，诗人畅游的欢快心情，也跃然纸上。这首诗的结尾基本上是宫廷宴会诗“让我们回去吧，天已晚了”的翻版，不过，这一效果的取得，是通过一种触发孤独及秋愁的客观景象。诗人游寺的高潮是一种与觉悟相联系的清澄，但诗人随即面对越来越浓重的暮色，最后是归家，进入烟霞弥漫的孤立世界。
沈佺期是唐初的宫廷诗人，也是完成律诗定型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特点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沈佺期传》）按此标准与前代山水诗比较，无论从构思、写景、音律，形式和语言各方面看，这首诗都可说达到后来居上的胜境，实为唐初和沈氏五言律诗的代表佳作。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行愁的诗作。当时作者遭遇离乱，漂泊他乡，心情孤独愁苦。作者住在山中的野寺里，孤独一人，对月思乡，感慨身世浮沉。
首联“月升岩石巅，下照一溪烟”描写月亮从高高的岩石之巅升起来，月光普照大地，为全诗铺设了思乡的氛围，奠定了思乡的基调。接着诗歌转向对月光下一溪水雾的描写。由于月光如水，澄澈明亮，所以，本来就洁白的云气更显洁净飘渺。首联描写符合山中晚景特点，月光的衬托使得景物更加美好。
颔联紧承首联，写月光照耀下的溪上水气如云样洁白，飘飘漾漾，散流在寺前。表面看起来，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并无妙处可言。但比起首联，却写出了水气的自然飘动的动态之美。而且，洁白的水气飘渺轻盈、流落无定，不禁让作者联想到自己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一联的描写除了用云气暗喻作者羁旅生活的特点，也是以乐景写哀情的重重一笔，妙不可言。
颈联写无法入睡的自己打开寺门，站在寺外观赏美景。眼前美景，让作者感慨万千，不禁怜惜起来。这一份怜惜，暗含着深沉的身世漂泊之感。诗人抬头看天，却感觉到霜重气寒，心中难免凄凉孤独。“霜天”二字，紧扣心情，间接表达了漂泊在外的孤寂凄冷的心境，可谓传神之笔。
尾联直抒胸臆，用反问的形式写到：谁看到无家可归的客居他乡的人，在这荒郊野外，月下思乡，山中叹惋，独自一人深夜不眠呢?反问加强了抒情效果，与前面的景物描写遥相映衬，更写出一份愁绝伤绝的自伤之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整首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抓住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描写孤独凄凉的身世之慨，以乐景写哀情，更见其哀;以月色铺设情境，则无一处不孤寂愁苦。此诗大有杜甫诗歌沉郁苍凉之感，但多出了一份轻巧和淡静，可为上乘之作。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绝句，题写在黄河边一座亭子的壁上。既然以秋天的景色为主，自然而然也就染上些“愁”色。
第一句从三个方面来描写黄河上的景象，一是“阔”，王湾的“潮平两岸阔”，被诗人浓缩为“岸阔”，江水浩渺，放眼望去，黄河恢宏阔大；二是“渺茫”，因为河阔，一眼望不到边，加上太阳快要下山，自然是“烟波微茫信难求”，看不到对岸；三是“樯稀”，河上没有几条船，虽然看不见“百舸争流”的热闹场面，却使人觉得河似乎更阔了，烟波似乎更渺茫了，河上的烟波又能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二句的“思”字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问题，独自靠在亭边的栏杆上，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想到了“耐可乘流直到天”，也许想到“欲渡黄河冰塞川”，也许想到“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性格刚毅的诗人此时也许荡上了一丝忧愁，但面对着“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岂能“恨到归时方始休”呢？
第四句是这首诗最棒的一句，富有意境，它一下就让人联想起白居易《暮江吟》中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来。这一半沐着柔和斜阳的秋山，虽然没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艳丽，却给人以安闲、亲切，也让人陶醉。至于那一半见不到阳光的秋山，诗人却不愿意提起，而心中那一份怅惘，在这壮丽的黄河落日图前又算得了什么？到此戛然而止，还有多少余味，就让读者自己去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