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为春瘦”三句，点明为“春情”而瘦矣。此言词人因春至而牵动相思情，并且被这“春情”缠绵得瘦弱不堪甚至比初春时，光零零的瘦削的梅花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人说：不知道我的这份相思情，伊人（即“花”）知道不知道？“任枕函”两句，写孤寂状。言词人哀伤离别，独饮闷酒已至半醉，恰遇信使至。拿到这信函，想拆又怕看到里面的离别之言，所以更添一层愁绪，复又饮酒，不禁大醉。于是他就散乱着束发，枕着尚未打开的信函睡着了。“否声”四句，今别离昔欢聚适成对比。词人说：言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否声淅沥更使睡在小楼中的词人觉得寂寞难受，又想起我俩从前艳春时节，外出斗草、探花的欢娱时刻，真不啻天壤之别矣。上片重在描述词人自己的“春情”。

　　“娇懒”三句，转而述爱人的“春情”，这也是词人推己及人的想当然耳。言她白天时一定闲得无聊，勉强拿起绣针刺绣，不一会又走了神，背地里又惹起了无限相思。“玉合”四句，女人相思中的细节描绘。言伊人细心地用兰花膏浸渍起相思豆珍藏在玉合中，并将玉合放置在彩色绣花囊里；又因为两情分离，令她无心歌舞，所以将舞衣叠好藏起来，即使因此而损坏了舞衣上的泥金凤凰饰品，也顾不上了；她独自倚栏而呆思，忽见栏干边的柳枝已经发芽，心知春已来临，更激起她的妒春心情，所以恨恨地折断柳枝泄愤。这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意境，离别之苦，由此可见。“几多愁”一句，总合两地愁绪。词人说：我们俩的离愁别恨，就是因为被这眼前的春否，绵绵的远山分隔成天各一方啊！下片重在描述爱人的“春情”。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