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遣字造句,通俗易懂,但其章法艺术却独具一格,曲尽其情。上片起句“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开门见山,直说心事,直披胸坎,为全词之纲,以下文字皆由此生发,深得词家起句之法。“旧时”,为此词定下了“回忆”的笔调,“长记得”以下至上片结句,都是承此笔势,转入回忆,并且皆由“长记得”三字领起。作者所回忆的内容,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使他长留记忆中的两年事,一是游乐,一是离别,前者是最痛快的,后者是最痛苦的。他以这样的一喜一悲的典型事例,概括了他与她的悲欢离合的全过程。写游乐,他所记取的是最亲密的形式—“凭肩游”,和最美好的形象—“缃裙罗袜桃花岸,得衫轻扇杏花楼”。因系恋人春游,所以用笔轻盈细腻,极尽温柔细腻情态,心神皆见,浓满视听。写其离别,则用了三个短促顿挫、迭次而下的三字句:“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作者写离别,没有作“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率直描述,而是选取了“行”、“醉”、“留”三个方面的行动,并皆以“几番”加以修饰,从而揭示情侣双方分离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依依不舍。作者在《酷相思》中曾说:“欲住也,留无计。”“醉”可能是无计可生时的一“计”。这些行动,都是“几番”重复,其对爱情的缠绵执着,便不言而喻了。作者写离别,仅用了九个字,却能一波三折,且将写事抒情熔为一炉,的确是词家正宗笔法。作者在写游乐和离别时,都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前者“缃裙”云云,通过外表情态的描绘,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后者则主要是写男方的凄苦形象,而侧重于灵魂深处的刻画。
上片的回忆,尤其是对那愉快、幸福时刻的回忆,对于词的下片所揭示的作者的爱情悲剧及其给予作者的无可弥缝的感情创伤,是必不可少的,回忆愈深,愈美,愈见离别之苦和怨思之深。这正是词家所追求的抑扬顿挫之法。
下片起句以有力的大转折笔法写作者的爱情悲剧。
“春风”、“朝云”,皆以喻爱情。但是,好景未长,往日的眷恋,那缃裙罗袜、得衫轻扇的形象,便一如春风之吹断,朝云之飞散,一去不复返了,悲剧,酿成了。作者用“也谁料”、“又谁料”反复申说事出意外,深沉的悲痛之情亦隐含其间。“天易老”以下直至煞尾,都是抒发作者在爱情破灭之后难穷难尽的“恨”、“苦”、“愁”,而行文之间,亦颇见层次。“天易老,恨难酬”,总写愁恨这深。这句承风断云飞的爱情悲剧而来,同时也是下文抒写愁恨的总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句。“蜂儿”、“燕儿”两句,是写心底的愁苦无处诉说,亦不为他人所理解,蜂、燕以物喻人,婉转其辞。作者当时的孤独凄苦和怨天尤人的情绪由此可见。这种境遇,自然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激荡出结句“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的感慨。这个结句,既与起句“旧时心事”相照应,收到结构上首尾衔接、一气卷舒之效,更重要的是它以重笔作结,迷离怅惘,含情无限,含恨无穷,得白居易《长恨歌》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意,词人对旧情的怀恋与执着,于此得到进一步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首词的章法结构是颇具特色的。它不仅脉理明晰,而且能一波三折,层层脱换;虚实轻重(上片回忆是虚写,为衬笔;下片是实写,为重笔),顿挫开合,相映成趣。这种章法艺术是为表现情旨枉曲、凄婉温细的思想内容而设的。而这种章法艺术,也确实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内容,直使全词写得忽喜忽悲,乍远乍近,语虽淡而情浓,事虽浅而言深,遂使全词成为艺术佳作。
这首词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对句用得较多、较好。第一是较多。词中的“缃裙罗袜桃花岸”与“得衫轻扇杏花楼”为对,“天易老”与“恨难酬”为对,“春风吹已断”与“朝云飞亦散”为对,“蜂儿不解知人苦”与“燕儿不解说人愁”为对。第二是用得较好。最值得一提的是“缃裙”两句。这两句全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的词组成对。“裙”是缃色(缃,浅黄色)的裙,“袜”是罗料(罗,质地轻柔、有椒眼花纹的丝织品)的袜,“衫”是“得衫”,“扇”是“轻扇”,仅此四个词组,就把一个花枝招展、袅娜多姿的美女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桃花岸”对“杏花楼”,是其畅游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句之中没用一个动词,却把动作鲜明的游乐活动写了出来。这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造词本领。“春风”两句,也颇见功底。“春风”、“朝云”作为爱情的化身,与“缃裙”、“得衫”两句极为协调。作者把“春风”与“吹已断”、“朝云”与“飞亦散”这两组美好与残破本不相容的事物现象分别容纳在两句之中,并且相互为对,所描绘的物象和所创造的气氛都是悲惨的,用以喻爱情悲剧,极为贴切。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还有,这首词的对句,都是用在需要展开抒写的地方,不管是描摹物象还是创造气氛,都可以起到单行的散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这都是这首词的对句用得较好的表现。当然,这首词并非完美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还缺乏开阔手段,即对句所容纳的生活面还嫌狭小;二是近曲。这两点不足,从“蜂儿”、“燕儿”一对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瑕不掩瑜,它并未影响到这首词的艺术整体,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这是一首触景伤情的感怀之作。岘山是襄阳名胜,孟浩然于此吊古伤今,感念自己的身世,再度抒发了感时伤怀的这一古老主题。
首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至朝代更替,小至一家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是在不停止地变化着,没有谁没有感觉到。人类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今天的一切很快又会成为过去,古往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永在无情地流逝。首联两句凭空落笔,似不着题,却流露出诗人的心事茫茫、无限惆怅,饱含着深深的沧桑之感。
颔联紧承首联。“江山留胜迹”是承“古”字,“我辈复登临”是承“今”字。“胜迹”,是指山上的羊公碑和山下的鱼梁洲等。作者的伤感情绪,便是来自今日的登临。登临岘山,首先看到的就是羊祜庙和堕泪碑。羊祜镇守襄阳颇有政绩,深得民心,他死后,襄阳人民怀念他,在岘山立庙树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诗人望碑而感慨万分,想到了前人的留芳千古,也想到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免黯然伤情。
颈联写登山所见。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的景物,提炼出来,既能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伤感。“浅”指水,由于“水落”,鱼梁洲更多地呈露出水面,故称“浅”。看到鱼梁洲,自然会联想到曾与司马徽、诸葛亮为友,数次拒绝刘表延请的隐士高贤庞德公。“深”指更远处,一望无际、辽阔广远的云梦泽展现在眼前。天寒水清,冷气阴森,更感湖泊之“深”。古代“云梦”并称,在湖北省的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后来大部淤积成陆地,今洪湖、梁子湖等数十湖泊,皆为云梦遗迹。在岘山看不到梦泽,这里是用来借指一般湖泊和沼泽地。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诗人登临岘山,深秋的凋零,不能不使他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眨眼又是一年过去,空怀才华却无处施展的慨叹。
尾联中“羊公碑尚在”,一个“尚”字,十分有力,它包含了复杂的内容。羊祜镇守襄阳,是在晋初,而孟浩然写这首诗却在盛唐,中隔四百余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是多么巨大!然而羊公碑却还屹立在岘首山上,令人敬仰。与此同时,又包含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
此诗因作者求仕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岘山,凭吊羊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
该诗前两联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诗的前四句,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后两联既描绘了景物,富有形象,又饱含了作者的激情,使得它成为诗人之诗而不是哲人之诗。“湮灭无闻”正是对诗人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倍感悲伤,不禁潸然下泪。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感生命之短促,表达怀才不遇之悲伤。同时,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动人,以平淡深远见长。清沈德潜评孟浩然诗词:“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这首诗的确有如此情趣。
六朝诗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世称“永明体”,代表诗人则是谢朓,他上承晋宋,下开唐风,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明人钟惺称二谢诗均多排语,“然康乐排得可厌,却不失为古诗。玄晖排得不可厌,业已浸淫近体”(《古诗归》)。明人许学夷也说:“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沈、谢则“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一古一近,判然有别。小谢的“新变”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诗中也可窥其端绪。
理解这首诗,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题面上是“还远馆”,而开头第一句即是“高馆临荒途”,那末两个“馆”字所指是一,抑或是二?若此“高馆”即题中之“远馆”,则所写为悬想之词;若否,则是实写送别之地的景色。揣摩全诗,细绎词意,毋宁作后一解为是。
首联分别从高、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荒郊野途,高馆孤峙,清流映带,长路迢递。馆,即客舍,安顿宾客的馆舍,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诗人将与他举袂相别。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绪。此处着一“带”字尤为传神: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归之情。“流思”,即思绪飘忽不定,流荡无住之意;“怀旧望归客”则为“流思人”之同位语。“怀旧”,怀念旧邦或亲故之意;“望归客”,渴望归去之人,是为偏正结构,非动宾结构。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此行所去,只是远馆,而非故乡,故而客中作客,无慰“怀旧望归”之情,只能更增羁旅情怀。但是诗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而是重又转回写景。诗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那池塘春草、花树相间、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人不应该离别,而应该流连忘返,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尾联重又归结到送别之意。“日暮有重城”,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绪。天色将晚,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故主客双方只得在“何由尽离席”的感慨中分道扬镳,诗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结句将惜别之情发挥得非常充分。
离别是古诗中一个陈旧的主题。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诗,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新变”来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汉魏古诗多胸臆语,直抒所感,古朴质实,情语多于景语,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而到了谢朓,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之中,二者不是游离之物,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正面的表述。即以此诗而论,诗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对别离之情几乎未作铺陈,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情绪的熏染,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风调”、“神韵”。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谢的诗成为唐诗的先声。试看王维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右丞此诗就是正从小谢诗中有所借鉴的。谢灵运也模山范水,但精雕细刻,失之板重,刻意写形,而乏情韵。玄晖则刊落繁缛,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诗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唐诗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情韵流动的意境,风神摇曳的格调,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
其次,在诗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自沈约倡“声律说”以来,诗人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的风气,标志了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过渡,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严羽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除风格而外,格律之新也是其一个方面。即以此诗论,除去押入声韵之外,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诗。首联对偶工切,但平仄不协,第二联不对,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这在律诗中称为“偷春格”,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恰如花儿偷得春光,先春而开。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