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巴东”这一地理概念的具体所指,历来有所争议。一些旧注认为诗题上的“巴东”即是唐代归州的巴东(今湖北巴东),如比较权威的清代学者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在此诗题下解释说:“巴东,即归州也,唐时隶山南东道。”(《李太白全集》中册1021页,中华书局出版)若仅凭字面意义,此说无错。但按照诗意,则不可通。诗题曰“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云云,可知诗人的行进路线是从巴东出发,然后穿过瞿唐峡,接着才登上巫山的。若此,巴东的位置一定在瞿唐峡之前,或者说,瞿唐峡一定在巴东和巫山的中间。然而,归州的巴东却在巫山的下游,若自这里登巫山,则必须溯江而上,但无论如何又无法经过瞿唐峡。如果顺流,那就要先过瞿唐峡,登巫山之后要再行走相当一段水路方可到归州的“巴东”,与诗题大相牴牾。于此可知,“归州巴东”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此诗中的“巴东”是指夔州(今重庆奉节)。《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载:“夔州,云安郡下都督府,本信州巴东郡。武德二年(619)更州名,天宝元年(642)更郡名。”据此可知夔州原来是信州的巴东郡,至“天宝元年”始“更郡名”。李白此行当在开元十三年(725),此时的夔州尚未改名,仍叫巴东郡,所以诗人才有此称。又据《方舆胜览》:“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若把与此有关的地名按长江流向自上而下的地理位置排列一下的话,其顺序则是夔州、瞿唐峡、巫山、巴东,况且前三处所距不远,完全可能是在一天中所经过的三个地方。诗人自夔州(时称巴东郡)出发,很快即经过瞿唐峡而到达巫山(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五册47-48页,中华地图学社出版)。这样解则全诗疑窦顿开,语意甚明。
诗的开头概述自己登巫山前的情景。“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两句是说自己从家乡出发以来,沿江已走了几千里水路。这天正逢望日,明月皎洁,圆如银盘。诗人接着说,刚刚经过瞿唐峡之后便徒步登上巫山的最高峰。在山巅之上,诗人极目千里,饱览巫山的雄姿。“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紧承前句,写巫山的高危与广阔。“不穷”是无穷无尽之意,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又可说是诗人所目见。因为诗人视野之内皆是耸山峻岭,都是巫山之境,故谓之“无穷”,所以下句说整个巴国境内都被巫山占据了。当然此句只是形容巫山面积之大,与杜甫名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句意相同,不必拘泥考证巴国的辖境。“日边攀垂萝,霞外依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四句写登山时的主观感受。山路高危陡峭,诗人要凭借垂下的藤条萝蔓才可向上攀援,有时只好倚偎在突出的大石头上喘息一会儿。诗人登得太高了,他觉得好像在日边霞外一般,云气在脚下缭绕,太阳在身边高悬。诗人心情愉悦,急不可待地快步登上绝顶,向远处眺望。啊!太美了。天清日朗,万里澄鲜,一点遮挡视线的东西也没有。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以下六句便写其在顶峰上的感受。
“却顾”两句是说,山顶真是高极了,回头向下一看,只见万里深渊神秘莫测,令人面容失色,心惊肉跳;抬头向上一望,头上即是青天。登临高绝之处,惊愕中又有几分自豪感,这是所有登山人都会产生的普遍心理。于是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竟觉得青天仿佛可以用手就能摸到一样,但夜间所常见的银河此时却不知哪里去了。远望云彩的升起之处,便可知道苍梧山所在的地方;观看那奔腾的大江的流逝,便可辨别大海所在的方向。“苍梧”语出《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瀛海”一词出白于《史记》。其实这两句诗是诗人由眼前所见的云气和江水发想而来,江流的方向当然应该是大海,无须详考。“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两句是过渡句,承上启下,下文便转写归途中的景色。
“积雪照空谷”以下八句大意是说,高山背阴处的积雪映照着空荡荡的深谷,风吹树木发出呜呜的悲凄之声。踏上归途时天色已晚,只剩夕阳的余晖了,但诗人游意未艾,兴致颇高。江上寒冷,故早早就听到了猿的啼叫之声,天色朦朦胧胧,远处的松林已隐隐约约,一轮明月从那里缓缓升起,宛如松林吐出的一般。月光皎洁明媚,猿声清幽凄厉。此情此景给人一种空寂静穆的感觉。这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有诗人不忍离去的主观情感寓于其间,因此有一种惆怅惋惜的情味。最后两句说虽然自己还有游兴。但不愿再听到猿的啼叫声,这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辞别了巫山,拄着登山杖回到了船上。
全诗记叙登巫山的经过,写得相当完整。从开始上山写起,继写登山时的感受与登上顶峰时所见到的景色,最后写下山及回船的过程,一气呵成,完全按时间顺序和所经历的过程来写,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诗中借助夸张手法和大胆的想象渲染巫山之高峻宏伟,“日边”、“霞外”等诗句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两句更是异想天开的惊人之语,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浪漫气质。此诗是太白初离家乡时所作,他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雄伟壮阔的山川景色,又因未接世事,所以诗中洋溢着欣喜之情,虽然在后半部分略含凄寂之味,但那恰恰充分地表现了游兴未尽的遗憾与惋惜,并没有什么感伤的情味。全诗的基调是明朗乐观,积极向上的,与其后来的一些山水诗的扑朔迷离,晦暗感伤是大不相同的。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
诗共十二句。开头四句,紧扣“不遇”题旨,连用四个“不”字,反复叙写自己困顿失意的情形。北阙,指朝廷。首句是说自己,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表达用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句化用汉代杨恽《拊缶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退隐躬耕,因为天时不顺,没有获得好收成,衣食无着。第三句反用晋伏滔参加孝武帝召集的百人高会,受到孝武帝垂青的故事(《世说新语·宠礼》),借指自己不能挂名朝籍的不幸遭遇。五侯,用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等五人为侯的典故(《汉书·元后传》),此处泛指权贵。第四句意思是:阿谀奉承权贵,可以获得利禄,但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愿这样做,只能沉沦困顿。
接着的四句,描写主人公不遇失意后漂泊困窘的生活。河朔,。茂陵,。主人公落魄以后,远游河朔,投靠一位朋友为生。但滞留他乡,依附他人的生活,使他心中产生了深沉的乡思。家人住在京城,风尘阻隔,音信全无,他们都平安无事吧?还是暂且留在北地,登山临水,流连赏玩吧。即使春天已经来到人间,和风吹拂,杨柳依依,最能惹起人的旅思,也全然不管。既思乡怀人,却又宁愿继续漂泊他乡,主人公这一矛盾的心理,极深刻地反映了他失意以后凄楚、哀伤悲愤的心情。
最后四句,主人公向友人陈述他对世俗的态度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今天世上的人,只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我对这种现象大为不悦,内心十分鄙视。这一点,你是应当了解的。我希望先济世致用,然后功成身退,去过闲适的隐逸生活,岂肯一辈子庸庸碌碌,毫无成就,枉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主人公在失意潦倒、栖迟零落的境遇下,仍然说出如此高亢激昂的誓言,表现出他仍然有强烈的用世要求。
这首诗每四句一转韵,诗意亦随之而转换,是七古体裁中典型的“初唐体”,说明了王维的诗歌创作受初唐的影响很深。但诗中所表现的虽失意不遇,仍然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则是盛唐封建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