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合姓名咏物志感,是诗词曲赠人之作的常法。如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侍儿胜之:“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说与贤知,表德元来是胜之。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赛了千千并万万”、“海里猴儿”(双陆胜采名)、“六只骰儿六点儿”(掷骰胜采)都含“胜之”的意思。该篇即围绕“朱帘秀”三字生发,从珠帘的禀质、环境、阅历及所显示的风神步步写来,贴切于物而影合于人。
曲中的暗示、双关,意味悠长。如“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以“江边翠竹”之秀、“海上明珠”之贵配上锦织绒穿的精致,合映出朱帘秀的色艺双全;“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既暗点朱帘秀寄身“风月场”的处境,又表现出她的脱俗厌嚣,纤尘不染。末二句从王勃《滕王阁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句境化出,又兼具“高唐云雨”典故的风情意味,显示了朱帘秀婉娩风流,而又勘破情关的秀慧形象。从一挂帘子开掘出这样多的浪漫色彩,足见作者的艺术功力。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