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