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