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抒发了词人的思乡之情。已经十五年没有回家过寒食节,说明词人在外漂泊已久,“皆在天洲”是夸张手法,说明词人思乡情浓,也暗含当时国破家亡,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叹雨濡”四句写词人虽背井离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中。十五年都没有回家为祖茔扫坟祭墓,连“宰柏”都令词人思念不已。而在阳光明媚的时节,词人羞见飞花”,羞见的原因不想自知。“飞花”此处指热同繁盛之所,国破家亡之际,自己身为人臣,却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实在羞愧。“麦饭”三句,写林中的喜、乌鸦原本可以食祭祀之物,但由于自己多年未祭,连它们都要空等了。表面词人在怜喜乌鸦,实则在为自己的不幸慨叹。最后一句,词人委婉地表达了对元统治者的愤慨。
下片一改上片悲痛沉郁之风,转而抒发豪情。起首两句,词人借用道家之说,流露出自己早已看破生死、愿与神仙天帝成作一家的想法,表明词人为坚守气节,视死如归。“想前人取”四句,进一步说明词人不恋红尘俗世,不愿荀且偷生,甚至渴望像前人一样,解脱之后驾鹤云游,逍遥自在。“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三句,词人再次明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宋朝,宁死不屈臣节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所以词人最后说此次北上,虽被元人逼迫,但自己心意已决,他们也不能奈何。再次强调自己的坚定信念。
该词由寒食节写起,词人先写自己的思乡之情,继而由家至国,表明自己决不愿做背信弃国的叛臣,即便舍弃性命也要保全臣节,从而升华了全词的思想境界,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词的上片,勾勒出一幅夏夜宁静清幽的画面。“水天清话,院静人销夏”二句,勾画出一幅夏夜宁静、清幽的画面。描写池水、夜空一片清澄,庭院悄然无声,只有词人在池畔乘凉。“蜡炬风摇帘不下,竹影半墙如画”,是写在庭院乘凉的词人所看到的室内的情景。根据下片词首句“醉来”二字判断,词人此时是在以酒销夏,边饮酒边观赏院中的景色,夜风吹来,室内的蜡烛光炬被风吹得摇晃不定,门帘也随风摇动;室外,月光将竹林映照在墙壁上,竹影依风摇曳,发出轻微的声响。在这里,词人是以动写静,那被风吹动的烛光,飘乎不定的门帘和那半墙如画的竹影,更显出夏夜的宁静,虽不一字月,却使人感到明月朗照。瞑目遐思。一幅清新优美的夏夜图便可在眼前浮现。
词的下片着意描写词人乘凉时的心情。“醉来扶上桃笙,熟罗扇子凉轻”二句,是写人的动作。词人醉酒后扶墙走到床边,躺在竹席上,手执熟罗扇,轻轻的扇风虽使人略感清凉,但却难解词人的醉意,在朦胧的醉意中,词人由凉爽的夏夜,忽然想到了秋天的景色。“一霎荷塘过雨,明朝便是秋声”,眼前池塘正是莲叶碧青,荷花争奇之时,然而瞬间雨过,一夜间便花凋叶残,明朝醒来,庭院里便是一片秋声。最后两句着似写景,实则是借写醉意中的幻觉,寄托词人自己对人生的感慨。
全词勾勒出一幅常见的池边消夏图,传递了一种闲适、安逸、祥和的气息。水天清话,夜深入静,是小令的基调,但不时有风中烛曳、墙上竹动、席上人晃、手中扇摇、水中波兴,来打破这种静谧。以动衬静,对比分明。项鸿祚曾自言“幼有愁癖”,容易触景生情,任何景物都能勾起他的忧情苦绪。这首词就是词人以传神的笔墨,抓住刹那间的愁情描绘出的如画的境界。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