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诗人从旅途中截取了最后一段行程来写。新林，离诗人此行目的地南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市）西南不远。距目的地将到未到之际，在艺术表现上乃是一个“包含最丰富的时刻”，因为此时诗人的心潮恰值高峰，意最难平。选择这样的时刻，有助于诗情的激荡和集中抒发。题面中的“暂使”二字，已经流露出“疲马恋故轩”的依依之情；而“赠西府同僚”又明言此诗是呈献给知己故人的，因而自不妨披肝沥胆直抒胸臆而无所避忌。
与一般记述行旅的诗作不同。诗人不从交代本事人手，而是劈头便将汹涌而来的诗情喷薄吐出。首二句如奇峰突起，气势非凡。“大江流日夜”写出了舟行在水天茫茫之际，惟有以江流为伴的旅思，其中不无王命急宣、昼夜兼程的况味。“客心悲未央”则突如其来将无尽的悲感推出。这两句一写物象，一写人情，两者本不相涉，作者把它们同时组合在诗篇的发端处，却使之产生了一种张力，一种若无却有此呼彼应的联系。在这里，滔滔不息的江流构成了“外景”，激荡不已的客心则构成了“内景”。一内一外互相生发又互相映衬，突出了诗人风波失所的主要感受，为全篇定下了悲怆的基调。五代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构想和此诗相近，就传统的表现手法说，李词用的是“比”，这首诗用的是“兴”，“兴”较之“比”常具有更直接的感发性和涵咏回味的象征意蕴。诗一开头就以壮观的画面和强烈的激情形成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
诗的三、四两句顺“悲”字而下，把行程中的千头万绪归结到一点。即身心两违的思想矛盾和痛苦。按身之所在言，东行至此，离目的地已经日益迫近；就心之所系言，却反而愈见其远。地域上的远近和心理上的距离适好相反，故不因去路多而喜，却因返路已长而忧，行程未终而归思已生。作者旨在抒写郁结于心的情愫，原非泛泛吟咏一般的旅思。这两句是维系全篇之纲，以此为枢纽领起下文。
“秋河曙耿耿”以下六句，围绕第三句的“关山近”而展开。作者将最后一段旅程次第写来：由郊外的“寒清”写到城郭，又由城墙写到城里的宫阙，这是位置的移近。随着苍茫夜色的隐退、曙色的渐明一切物事由朦胧变为清晰，巍峨的宫殿楼台也在绚烂的月光和星光辉映下呈露出雍容华美的气象，这又是由光线变化产生的视觉上的贴近感。“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两句，曾为历来诗家所激赏，除了对仗的工整，还与取景方式有关。诗人写的是宫殿的夜景，而其绚丽华贵的气派竞胜于白昼，说明了诗人的独具慧眼。
“驱车鼎门外”以下六句，围绕第四句的“返路长”而生发。“鼎门”和“昭丘”分别用典故代指金陵和荆州。两者都用春秋时的地名称代实际处所，以求典雅。在构思上，“驱车”句是写实承上，“思见”句已是神游启下。这两句一平实，一突兀，实际是以顿挫之笔再次鸣响了身心两违的主旋律。如果说前面三、四两句中的“徒念”、”终知”，尚是理念上对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默认；那么，这时的“思见”已是情感上不可遏止的迸发了。接下来四句顺流而下，直抒对西府僚友的怀想。人生贵在相知，相聚时尚恐岁月流逝，良辰不再，何况如今遥隔天涯，相见无日。自然界风云险仄处，尚有鸟道可通。人世间却每多阻隔而无由相通。在这不无哀惋的慨叹中自表现出诗人对故友深情绵渺的拳拳之心。
诗的最后四句以比兴手法坦陈了自己对时局和个人安危的思索。“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两句，透露出对风云诡谲、杀机四伏的政局的巨大隐忧和惶恐心理，是为自己戒，也是为朋友戒。“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两句，典出《喻蜀父老》：“犹鹪鹏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罗着犹视乎薮泽。”同时亦似暗用曹植《野田黄雀行》诗意，意谓投雀之罗，今已飞摩苍天矣。这两句既是告慰于友人，又对谗邪之徒极尽嘲讽之能事，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这四句均以比兴手法出之，概括了诗人刚刚经历的一段难以明言的情事，也表现了诗人向黑暗抗争的倔强个性。全诗以大江奔流起兴，以翱翔寥廓作结，虽写忧患之感而终不作向隅之泣，遂使诗的境界振拔于萎靡之中，在清俊中自具风骨。清人施补华评述谢脁诗时不独称之为“秀气成采”，且拈出其“骨干坚强”（《岘佣说诗》）的特征。证之此诗，可谓允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