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篇忽见属，了不计吾谁。
投暗率如此，世路宜暮迟。
独无牙旷手，并坐弦君诗。
清篇忽见属，了不计吾谁。
投暗率如此，世路宜暮迟。
独无牙旷手，并坐弦君诗。
此诗写龙兴寺环境清凉寂静，寺内的僧人善良勤勉，日夜为香客祈福，对佛法的钻研很勤奋。诗人具体通过“灯明方丈室”、“青莲喻法微”来点明。作为辅助，诗人用了“珠系比丘衣”、“白日明心净”两个句子，逻辑上很严密。为了展现龙兴寺环境的优美，诗人用到了对比这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殿内是低低的诵经声，殿外却有山禽自由来去。俗话里常用“门可罗雀”形容人家的偏僻冷清，这里诗人就用“处处鸟衔飞 ”来写照寺内庭园中的清静。佛门之内不得喧哗吵闹是常理，用易于明白的修辞来表现其实也显露了诗人的修养，这样写寺庙是很妥当的。当然如果这里把“处处鸟衔飞 ”理解成是与僧人心静之态做对比，更突出了龙兴寺和尚的修为，也是可以的。
有寺无僧不成灵静，有僧无寺不成雅意。龙兴寺既有古刹的风貌，又有修行高深的僧侣，所以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