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词一般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短短十四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上句重在赋“色”,兼及体性;下句重在咏怀,突出“香”字。据有关记载,桂树花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为丹桂。它常生于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林,间无杂树。又秋天开花者为多,其花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轻”,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她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泽和秾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情怀疏淡,远迹深山,惟将浓郁的芳香常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她的颜色并不艳丽,“暗淡轻黄”,与很多名花相比,外表逊色得多。她的社会声望也很一般,“情疏迹远”,并没有得到什么荣耀和宠幸,更不会有人给她热捧恭维。但是她的体性温柔,香留天地之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这两句起直至歇拍,都是以议论的方式行文。这两句是议论的第一层。花当然是以红为美的。至于碧牡丹、绿萼梅之类,那就更为名贵了。这些都是桂花没有具备的。但是作者认为,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何须”二字,把各种名花一笔荡开,突出了色淡香浓、迹远品高的桂花,断定她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这是议论的第二层。梅花既有妍丽的外美,更有迎霜雪而开的高洁的内美。菊花更是人所共同认可的“君子之花”,兼具内外之美。但是这两种名花,在桂花的面前都自叹不如,都产生了羞愧和妒忌的心理。经过这样的比较抑扬,桂花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所以作者论定:桂花是众多的秋季名花之冠。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这是议论的第三层。“骚人”,指屈原。屈原在《离骚》中,用褒扬之笔,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以比况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作者抱怨他“可煞无情思”。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人所共同景仰的,这也包括作者李清照在内。对这位先贤的抱怨,更突出了作者对桂花的珍重。
李清照的这首咏物词咏物而不滞于物。草间或以群花作比,或以梅菊陪衬,或评骘古人,从多层次的议论中,形象地展现了她那超尘脱俗的美学观点和对桂花由衷的赞美和崇敬。桂花貌不出众,色不诱人,但却“暗淡轻黄”、“情疏迹远”而又馥香自芳,这正是词人品格的写照。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是借牛郎织女故事发端,表现人与人遇合的困难。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在中国长期流传的美好传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两颗星宿隔着天河相望,每隔一年时间才能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在乌鹊搭成的桥上相会一次。二人的阻隔本是在外来势力的强压下才形成的,但诗人却翻陈出新,说恐怕是神仙们爱好别离,才故意将相会的时期安排得这么远。从这两句诗中,可以隐约地体察到诗人的这种心情:他和令狐绹的隔膜已经很久,此次进京又经过了许多周折,费了许多唇舌。现在才渐渐有了转机,所以他觉得时间太长,但必定算有了希望,这便是“迢递作佳期”的含义,语中微露喜悦之情又暗寓自我调侃的意味。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作金风玉露时。”二句说,佳人的相会作经过耐心的等待,需作在一定的良辰里才能实现。前句表地点,后句指时间。“金风”表明时间为秋季,暗合七月在初秋之义。
“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描绘双方盼望相会时的焦急心情。“渐移”表现嫌时间过得太慢。这两句诗是说,二人急切地盼望着相会时刻的到来,可是那漏壶中的刻箭却移动得非常缓慢,他们焦灼地相望了很久很久,然而那些连接两岸的云气尚未接通,所以他们迟迟也未能过河相会。这两句诗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在获得补太学博士的职务后,希望再有新的提升,还在焦急地渴盼着。张采田解释这两句诗说“属望尚奢”,是有道理的。
最后两句内容含量更大,思想感情也比较复杂。诗人在这里又拈出七夕的故事与习俗。这两句诗的表面意思是说,牛郎织女得以相会,怎么能不想作报答乌鹊架桥的功德呢?但是为了心灵手巧,人们还是向蜘蛛乞求,希望它把丝套在瓜果上以带来巧慧。若再加以解析的话,前句是借用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的故事来暗喻自己是通过令狐绹的引荐搭桥才谋得官职的,对此事当然有心意作感激报答其恩德。后句一转,意谓尽管如此,但我所得到的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只有再作别的打算了。联系李商隐后来的行踪,这两句诗的语意就更明白了。补太学博士后不久,李商隐就离开此职,到由河南尹改镇东蜀的柳仲鄄幕府中任节度书记,十月改判上军,不久又升任检校工部郎中。这便可证明李商隐对令狐绹的举荐虽有一定的感激之情,但对其职位并不满意。他可能当时已在另寻出路,开始向“蜘蛛乞巧丝”了。
此诗的表现方法非常高明。诗人即事即景抒情,将有关节日的传说、习俗与自己的处境、思想感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借彼言此,既是彼又是此,使二者妙合无垠、浑然一体。从表面意义来看,诗人是在写“七夕”节日的情景,从古老的传说故事到一直延续的民间风俗乃至于当时的客观景象都概括了进去。若仔细品味,诗人在这形象的描述中又寄托了很深的寓意,将自己当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含蓄地倾述出来,缠绵委婉,余味无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诗人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用“巧丝”来谐“巧思”,也增加了此诗的情趣。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