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
这是咏重九两首之一。第一首题为《重阳喜雨》，上片开头云：“今日是何日，春色向秋开。凭栏早起，一望深雨涤浮埃”，写重阳遇雨; 过片前三句： “况田家、谣甘泽，更悠哉”，极写农家久旱逢雨的喜悦。而词人却因重阳有雨不能登高眺远，僧舍孤坐，浮想联翩，因有此词之作： 回忆昔日登丹霞山绝顶——螺岩的情景。
丹霞山在广东仁化县南十七里，重岩绝巘，踞锦石岩之巅， 绕山有海山门、长老峰、紫玉台、海螺岩、天然岩、天柱山诸胜。词题《忆螺岩霁色》之螺岩即丹霞山之海螺岩。作者的诗词集中多首写海螺岩诗词均作螺岩，盖属诗词中字数所限。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题作“忆翠岩霁色”，以“螺”为“翠” ，是校对之讹(按：《词学季刊》时转载不误)。后来选本沿此误注为“翠岩当指翠屏岩，在浙江天台县南二十里”是根据地名辞典误注，紧接着又引伸：“因金堡与屈大均同时投靠浙江西湖名僧函是门下做和尚，后来移住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做主持。此词可能是作者在广东忆浙江翠屏岩而作”，不知所据何书。屈大均与金堡投函是均在广东，而不在西湖。这个选本还将上片第二句之“海山门”注为“浙江台州海门山”，则纯属无根据之臆测。依照这些误注，对此词的理解也就陷入谬误，不得不在此予以纠正。
康熙三十八年(1669)廖燕所作《游丹霞山记》，对丹霞山形势有详细描述，兹摘有关海山门，海螺岩与金堡关系之句如下，帮助理解此词所写的内容。“……正气阁后峭壁插天，右望隐隐见海山门如在天半。予顾同游曰：‘明日从此登海螺岩’ ，众颇有惧色……二十四日晨起，复由松岭数折至绝壁下，攀铁练面壁而上，路益高而陡，至海山门神稍定。扶筑右行至海螺岩，澹师塔在焉。师为开山第一祖，予从之游，今别一十八年矣……左转为舍利塔，为丹霞绝项。”廖氏亲游所记，可知海山门、海螺岩均为丹霞山顶部景区，而不在浙江天台县和海门(今椒江市)。金堡本人亦有多首诗词描述海螺岩的景色，与廖氏所记吻合。辨明以上各点，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释这首词了。
前片首四句，词人因雨孤坐，既为久旱遇雨而欣喜，又为因雨不能登高而遗憾。他已惯于登螺岩眺远，因今日不得登而神游。“少得白衣一个，赢得翠鬟千叠，罗立似儿孙。”是踞山巅下望群峰的景色。“白衣”似直写仁化江畔的观音岩，这里也不是深奥的典故，因从海螺岩俯瞰，看不到观音岩，只能见碧翠群峦环绕，似成群儿孙罗立。郑绍曾诗：“锦石(丹霞山别名)耸云端，岗峦势郁盘。”又李永茂诗：“孤留一柱撑天地，俯视群山尽子孙。”金堡化用杜甫“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列如儿孙”诗句，十分自然，既合此地山川形势，又抒发了作者的清情逸致：“独坐可忘老，何用更称尊”，自叹自慰，自我陶醉。他生前极爱此境，死后建塔埋骨于此，借青山以共存。
过片用晋桓温九月九日燕僚佐于龙山，和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项羽戏马台两个故事，回忆昔日与友人重阳聚会的情景。而今朋友四散，无人共与登高，更无志同道合者吟诗论文，孤栖寂寞，难以排遣。所谓“古今画里，且道还有几人存”是慨叹人事沧桑。他的同年、诗朋、战友，至今散的散、隐的隐、死的死; 而他自己一生更是“难挽天河洗是非，铁衣着尽着僧衣，百年如梦须全入，一物俱无只半提”(《鹧鸪天》)，两袖清风，茕茕孑立，只有青山为伴。以下三句借用佛典，写海螺岩居群峰之巅，又抒发超脱凡尘之情致。《智度论》五曰： 佛以譬喻说劫义，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每百岁一来，以细软衣拂此大石尽，而劫未尽; 又《菩萨璎络本业经》下曰： 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以天衣重三铢，人中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一小劫。“劫”为佛家表示不能以通常年月日时计算的长时节。“便拂六铢石尽”就是借用“盘石劫”之典说历时之长。“四空天”句表示“境界”之高。佛家认为，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分为三： 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无色界最上有“四天”： 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四天居三界之顶，又名为四空处，为修四空处定所得之正报。三句合起来是说不论历时数千万之“劫”，即使“四空天”堕，此地仍超然屹立，不涉尘世。此外，这三句也是写实景，丹霞山有十二景之一——“舵石朝曦”，鲁超有《颂舵石诗》云：“杲杲赤羽从东来，凡光照耀天为开。满空云气落沧溟，丹霞碧巘相昭回。盘石崚嶒云气上，瞳眬晓色看千状。须臾旭采丽中天，万里尘氛化清旷。”金堡生前极爱此景，常独坐此石观赏四空山色，并以“舵石”为号吟诗作画。其以此“盘石”联想到佛学之“盘石劫”亦属情理之中。结两句写海螺岩暮景。“碧落” 指天，《度人经》注：“东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满，是云碧落。”薄暮从海螺岩远望，水天相接，茫茫一色，只有眉月一钩高挂天际。此词虽属追忆之笔，而登高、俯视、眺远仍能使读者如历其境。作者因景而发的感慨，“共谁论”、“还有几人存”等语，亦使不得志于世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