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