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写早行所感。起早赶路，诗人没有明说早到什么时候，他只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无力地垂着马鞭，而让马自己自由地前进；走过了数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未听见鸡鸣。“林下带残梦”使人意会到诗人是由梦乡中被唤起来上路的。以致出发以后，依然梦思缕缕，睡意绵绵，足见其赶路之早。“叶飞时忽惊”，是对上一句诗的承接和申述，进一步强调出“早行”来。“林下”和“叶飞”互文，只有在林下路过，才会被落叶所惊醒。这就把行旅者早行时的情景，十分真切地描摹了出来。
第五、六句是诗人通过自己身处的环境来写早行。“霜凝孤鹤迥，月晓远山横”正反映出晚唐时期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诗人早行时的心理状态。此刻天时尚早，天宇大地还笼罩于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这种情景，对于一个野旅行役者来说，是会产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的。前路漫漫，思绪纷乱，各种各样的操心也就油然而生。“孤鹤”与其说是真实之景，还不如说是作者的自况。诗人的心绪不宁、心神不定，不言而喻。因此，这两句诗明显地表达出诗人早行时的那种特有的悲怆、孤度寂莫的心理感受。至此，早行时的凄清气氛、早行者的孤苦情绪，情景交融地表现了出来。
后两句写作者和僮仆的交流和行为。“僮仆休辞险”，当僮仆抱怨路途艰险，漫漫无际的时候，作者回答说“时平路复平”，当然，此“平”非彼“平”，作者结尾用这种与僮仆之间近乎玩笑般的对话作结，也正反映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忧虑和担忧。作为晚唐的一位诗人，杜牧对于晚唐的时局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和关切，他的许多诗歌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这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饯行词。郑厚卿要到衡州赴任，作者设宴饯别，席间先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然而意犹未尽，于是又作了这首《满江红》，所以题目中有“再赋”二字。
上片开头以劝阻的口气写道： “莫折荼蘼！”好像有谁要折。而且一折就会立刻产生严重的后果似的，起笔惊人。荼蘼是在春末开的花，故珍惜春天的人。往往发出“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慨叹，作者一开口便劝人“莫折荼蘼”，其目的正是要“留住”最后“一分春色”。企图以“莫折荼蘼”留住“春色”，自然是痴心妄想。然而心愈痴情愈真，也愈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这一句未明写送人，实则点出送人的季节已是暮春，接着又以“还记得”领起，追溯“青梅如豆，共伊同摘”的往事。 “青梅如豆”乃是“春半”之时的景物。再写“看花”，以“少日”的“醉梦”，对比“而今”的“醒眼”。“而今”以“醒眼”看花，花却“笑我头如雪”，让人可“恨”。
下片写物换星移，“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花”与“柳”也都“老”了，自然不再“笑我”，但不用说“我”也更加老了，那又该“恨”谁，“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在同摘青梅的往事之后，是榆钱纷落、菖蒲吐叶，时节不断变换，繁华都歇，只剩下几朵“荼蘼”的今时！即使“莫折”，但风雨阵阵，鹈鸠声声，那“一分春色”也是留不住的。 “鹈鸠”在初夏鸣。鹈鸠一叫，说明春天已经归去，百花的芬芳也就停止了。因此这种鸟在诗词中就常被用来表现岁月蹉跎、年华虚度、众芳衰歇、青春迟暮的悲哀。作者在这里于“时节换。繁华歇”之后继之以“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表现了对那仅存的“一分春色”的无限担忧。在章法上，与开头遥相呼应。
“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两句，是工对，命意新警。“花”败“柳”老，“蜂”与“蝶”还忙忙碌碌，不肯安闲，有什么用处呢？春秋末期，孔丘为兴复周室奔走忙碌，有个叫微生亩的很不理解，问道：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作者在这里把描述孔子的词儿用到“蜂”“蝶”上，是寓有深意的。
上述描写都没有涉及饯别，到了结尾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了“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即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系列的悬念和疑问。
全词句句惊心动魄，其奥秘在于句句意兼比兴。例如“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写得是如此郑重，如此情深意切，令人想到除它本身的意义外，必另有所指。其他如“醒眼看风月”、 “怎禁风雨，怎禁鹈鸩”以及“是栖栖者蜂和蝶”等等，也都是这样的。随着“时节换，繁华歇”，人的头发也已似雪一样的白。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似海深愁，分明是由“春去”引起的，却偏偏说与“春去”无关；都只是“因离别”，却又偏偏在“愁”前着一“闲”字，显得无关紧要。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联系作者生平，他生于乱世，力主抗金，由于投降派把持朝政，遭到百般打击。这首词把“春去”与“离别”绾合起来，触景生情，比兴并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个人的希望与失望，俱见于言外。 “闲愁”云云，实际是说此“愁”无人理解，尽管“愁”也是徒然。愤激之情，出以平淡，却内涵深广，远远超出了送别的范围。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头三句写外景：柳映玉楼，雨细风轻，烟笼芳草，全是一幅碧色春图。接着写内景：鹦鹅语笼，小屏半掩。这些客观景象，烘托了一种沉寂的境界，虽有鹦鹉细语，但人会感到更静。
下片写在寂静的空帷中，女主人公默默无语，满怀愁绪倚栏思远。结尾二句，由思念转入怨恨，由怨恨变为悲伤。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