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此诗通过描写一个北方妇女对丈夫战死的悲愤心情,揭露和抨击了安禄山在北方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战祸的罪行。诗人从一个“伤北风雨雪,行人不归”的一般题材中,出神入化,点铁成金,开掘出控诉战争罪恶,同情人民痛苦的新主题,从而赋予比原作深刻得多的思想意义。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借助于神话传说。“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就是引用《淮南子。墬形训》中的故事:“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高诱注:“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烛龙栖息在极北的地方,那里终年不见阳光,只以烛龙的视瞑呼吸区分昼夜和四季,代替太阳的不过是烛龙衔烛发出的微光。怪诞离奇的神话虽不足凭信,但它所展现的幽冷严寒的境界却借助于读者的联想成为真实可感的艺术形象。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描写足以显示北方冬季特征的景象:“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几句意境十分壮阔,气象极其雄浑。日月不临既承接了开头两句,又同“唯有北风”互相衬托,强调了气候的寒冷。“号怒”写风声,“天上来”写风势,此句极尽北风凛冽之形容。对雪的描写更是大气包举,想象飞腾,精彩绝妙,不愧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诗歌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主观感情和客观事物的统一,李白有着丰富的想象,热烈的情感,自由豪放的个性,所以寻常的事物到了他的笔下往往会出人意表,超越常情。这正是他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两句诗还好在它不单写景,而且寓情于景。李白另有两句诗:“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二者同样写雪,同样使用了夸张,连句式也相同,在读者心中引起的感受却全然不同。一个唤起了浓郁的春意,一个渲染了严冬的淫威。不同的艺术效果皆因作者的情思不同。以席来拟雪花此句想像飞腾,精彩绝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雪花大,密的特点,极写边疆的寒冷。这两句诗点出“燕山”和“轩辕台”,就由开头泛指广大北方具体到幽燕地区,引出下面的“幽州思妇”。
作者用“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等一连串的动作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忧心忡忡、愁肠百结的思妇的形象。这位思妇正是由眼前过往的行人,想到远行未归的丈夫;由此时此地的苦寒景象,引起对远在长城的丈夫的担心。这里没有对长城作具体描写,但“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一句可以使人想到,定是长城比幽州更苦寒,才使得思妇格外忧虑不安。而幽州苦寒已被作者写到极致,则长城的寒冷、征人的困境便不言自明。前面的写景为这里的叙事抒情作了伏笔,作者的剪裁功夫也于此可见。
“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鞞靫”是装箭的袋子。这两句是写思妇忧念丈夫,但路途迢远,无由得见,只得用丈夫留下的饰有虎纹的箭袋寄托情思,排遣愁怀。这里仅用“提剑”一词,就刻画了丈夫为国慷慨从戎的英武形象,使人对他后来不幸战死更生同情。因丈夫离家日久,白羽箭上已蛛网尘结。
睹物思人,已是黯然神伤,更那堪“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物在人亡,倍觉伤情。
“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一笔,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思妇将种种离愁别恨、忧思悬想统统化为极端痛苦的绝望心情。
诗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了,但诗人并不止笔,他用惊心动魄的诗句倾泻出满腔的悲愤:“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黄河捧土”是用典,见于《后汉书。朱浮传》:“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是说黄河边孟津渡口不可塞,那么,“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黄河当更不可塞。这里却说即使黄河捧土可塞,思妇之恨也难裁,这就极其鲜明地反衬出思妇愁恨的深广和她悲愤得不能自已的强烈感情。北风号怒,飞雪漫天,满目凄凉的景象更加浓重地烘托出悲剧的气氛,它不仅又一次照应了题目,使首尾呼应,结构更趋完整;更重要的是使景与情极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人几乎分辨不清哪是写景,哪是抒情。思妇的愁怨多么象那无尽无休的北风雨雪,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结尾这两句诗恰似火山喷射着岩浆,又象江河冲破堤防,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成功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鲁迅在《漫谈“漫画”》一文中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只有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才有生命力。叶燮的《原诗》又说,夸张是“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诗中“燕山雪花大如席”和“黄河捧土尚可塞”,说的都是生活中决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读者从中感到的是作者强烈真实的感情,其事虽“决不能有”,却变得真实而可以理解,并且收到比写实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此诗信笔挥洒,时有妙语惊人;自然流畅,不露斧凿痕迹。无怪乎胡应麟说李白的乐府诗是“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