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篇一开始即通过陌上行人对词人“下车上马太匆匆”的惊怪，从侧面描写这次被解职是毫无道理的。“下车”“上马”其间相距不过数月，故云“太匆匆”。
“诗穷”、“文穷”是诗使人穷、文使人穷的意思。行人们这样发问正说明城中父老对他革职的不解与不平，这从侧面肯定了作者在袁州并无失职，失火不是他的过错。既然人们对他这次解官只当是因为诗穷，因为文穷之故，换言之即非为政有失，则作者被排挤的真相就昭然若揭了。作者借行人之口，巧妙地为自己的罢官作了申诉。“春风”、“秋风”两句点出时间，表现了作者上任时春风得意，离职时的失意落寞，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暗指仕途沉浮无常；也喻作者两袖清风，正直廉洁。
下阕从作者方面立言，是对“行人”关切的回答。那意思是说：不要有什么奇怪，我自己倒落得个清闲。宋时，一般情况下知州兼任本州兵马钤辖和劝农使。知州的实职被夺，也就没有带兵、农的虚衔了，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阶衔免得带兵农，嬉到昏钟，睡到斋钟。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出翁、唤作溪翁”这几句说既然当权者不给事干，那就只好从早玩到黑，从天黑睡到吃饭，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山翁”、“溪翁”。不能跻身仕途就作浪迹山林的打算，这在封建时代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作者其实是用反语发泄牢骚，刘克庄绝不是一个甘心作山翁、溪翁的人。
作者在词中寓愤懑不平之气于谐谑闲适之中，一问一答，轻松而不流于浅露，亦客亦主，活泼而不失之含蓄，可以说在豪放粗犷的词风中较为独特。
钱塘江在浙江省，江口是个虎口的形状。海水涨潮倒灌进来，受到河床的约束，就会掀起巨大波澜，这便是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大潮每年八月十六到十八日水势最猛，诗人观潮选在十七这一天，正为欣赏那雄伟奇丽的壮观。
诗起笔就描摹了一派极其雄壮的场面。首句写潮水方起，仅如银线，被江岸约束，渐渐隆起，中高边低的情况。形容潮头似白虹，形象地道出了外观、颜色与气势，已道人所未道；又用了“走”字，描绘远处潮水逼近的情况，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出它的妙处。第二句写潮水涌到面前，人间的物象已不足以形容，所以改用神话想象，说天神倾翻了玉杯，所以造成了这样气势浩大的潮水。这一手法，与李白咏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极为相似。
三、四句，写潮头过后的情况。诗写江面汹涌的波涛，却不直接写水怎么样，而说天空在水中的倒影颠簸起伏，西落的太阳忽上忽下，进一步渲染了水势、浪头的巨大。两个动词“摇动”、“沉浮”，都有震动人心的作用。
四句诗，分潮前潮后两层。前两句用夸张笔法，结合浪漫的想象，把潮水的气势写足，运笔也如江潮，一泻而下，令人心动神摇；后两句用铺张手法，写实景，雄壮中带有几分绮丽。四句诗又各自选取了一幅特写，连在一起，便展现了观潮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这大自然的伟观的赞叹。
这首绝句，通过白色长虹的比喻，瑶台泼酒的幻想，借助晴天和晚日的烘托，描绘出塘江大潮的壮丽景色。全篇没有用到一个抒情的字眼，却句句触发着读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纵观山市出现的全过程，可分四个阶段。
初生阶段
这是目击者眼中的画面。文章还描写了目击者的心理变化：见孤塔时，彼此“相顾惊疑”，表明它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跟实读者带到目击者所在的地方了。
以下所写仍是目击者所见画面，但读者在感觉上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如同亲见。
发展阶段
先总写一笔：“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颇有恢宏的气象。然后分写：“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虽然寥寥数语，却可以诱发读者想像出一幅跟《清明上河图》相似的画卷来。这幅画卷最后在风中消失，又不禁使人感到怅然。
高潮阶段
因“风定天清，一切乌有”，只剩下一座高接霄汉的危楼，所以楼的形状看得格外清楚，连楼外天空也显现了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距离比先前的城郭缩短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是，楼上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或凭或立，与人有照应开头的作用，说明奂山这个地方确实能看到这种奇异的现象。
时间的变化：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
景致的变化：孤塔——宫殿——城郭——危楼——消失
消退阶段
景象全部消失，山市景象结束。作者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相呼应，给山市增加了神秘感。
主题思想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当时现实的黑暗和官吏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礼教也有所批判，并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但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1、悬是作者笔锋一转“然数年恒不一见”，又给山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读者的好奇心被强烈的激发了。
融情入景
以情衬景。作者在描写时，是通过孙禹年及其朋友的眼睛来描写山市奇景的。孙禹年在与朋友饮酒时，忽然看见远处奂山山峰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耸的“孤塔”，他们不禁“相顾而疑”，因为此处根本就没有寺院，哪来的孤塔呢？这种强烈的惊奇、迷惑的情绪，既是对离奇的山市景色一种烘托，又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媒介。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融入了这种情绪，一步步吸引读者，去揭开山市的秘密。文中伴随着惊异的情绪波动，层层展开描写，使山市的每一景物，每一次变幻都给人以新奇的感觉。接着，“孤塔”旁又出现了数十所华丽的宫殿，直到此时，作者才点明了“始悟为山市”。孙某及其朋友由“惊疑”而“悟”。伴随着“悟”而来的应该是轻松、释然的心情，集中精神观赏难得一见的山市奇观。
楼上各色人的活动，细腻地点染了楼中人物的姿态和神韵。如果说，前面是以粗、虚、略的笔法勾勒了城市的概貌，写起来气势飞动的话，那么后面则是以细、实、详的笔墨，具体描绘了山市中的一楼一景，一人一态，写得极有情味，这样的描写，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山市”里的高楼、城郭，而且似乎触摸到了“山市”里人情风俗的气息。同时，也使得本是无中生有的山市蜃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实感。同时，作者在描绘景物时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像与玩味的空间。
动静互变
山市景象变幻不定，作者着力捕捉山市的每一次变化，在短短的一百字中，将其描写的生动、形象、令人拍案叫绝。
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这篇文章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的，它历历如画地再现了山市由生成到消失的过程，无论是大笔勾勒或工笔描摹，都能曲尽其妙。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