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写隐居时的生活和思想态度(随物赋形)。主旨:说明方山子为弃显闻富乐,独来穷山中的异人。文体:形式为应用文(传记:他传);内容为记叙文。用字准确而含蓄,字里行间饱受感情.写出作者想见已久而又不期而遇的喜悦之情.渲染了隐士的特征.。
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薄贫贱,借他人之酒解自己胸中之不快.方山子实乃自悲不遇(暗示手法) 。有志于用世,却不得赏识任用,仕进无门,退隐以明志。藉此流露出同为“怀才不遇”的感慨。
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作者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这首词共三阕。上阕由“送春去”开头,“人间无路”极写辛酸悲咽。“斗转城荒”诉说临安陷落,“不见来时试灯处”尤有深意。中阕由“春去谁最苦”的设问,讲述宋亡而爱国军民最为痛苦的事实。“送客屡回顾”状写宋宫室被掳掠的凄惨境遇。下阕由“春去尚来否”的设问,暗示宋朝大势已去,恢复无望。全词凄绝哀怨,寄托很深。
《兰陵王》是词中的长调,共分三段。第一段写临安失陷后的衰败景象及词人的感受。“春去人间无路”是全词的主题句,词中各段发端,均以“春去”领起,并围绕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加以发挥。“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用对比手法写出临安失陷前后的不同画面,“芳草”、“秋千”,写出元军陷城前的景况。“芳草”,又暗喻送别。这首词的“芳草”却不是隐喻一般的离情,而是送别一个朝代,汉家王朝仓皇南奔,故国何在?凄苦之情,怎能自己。“风沙暗南浦”,则意味着元军攻陷临安后的摧残践踏,又象征着南逃群臣们的危厄前景。“南浦”本指分别之地,此处却暗指南宋故土,补充了“春去人间无路”“慢忆海门飞絮”写词人挂念着的宋室君臣,想象他们如柳絮一般飘泊无处归依。作者首先着笔于“海门”,说明他寄希望于南逃的端宗,也反映了作者有随端宗南行之愿,但却因风沙隔阻,无路可通。“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三句转写眼前的现实,临安一派残破衰败之象:狂噪的鸦君在颓城上空掠过,北斗失向,城池颓圮;元宵前夕本应是华灯照耀的都城,到此时已黑暗一片寻不到灯的踪迹。“乱鸦”,暗喻元军,“斗转”,暗示南宋王朝的陨落。“试灯”,元宵前的张灯预赏。临安失陷于二月,春来时尚可见元宵灯景,至三月春归,则南宋已亡,所以说“不见来时试灯处”。
第二段写春天归去以后,南宋君臣与庶民百姓所遭受的亡国之痛。“春去,最谁苦?”以设问句过渡,“苦”字用得醒目尖锐。下面连用三个分句,分写三个方面形象回答:“箭雁沉边”,写被掳北去的君臣,如同被射中的大雁,坠落到遥远北方,永无归日,“梁燕无主”,以“无主”的“梁燕”喻南宋臣民,大厦将倾,凄惶天依“杜鹃声里长门暮”,写临安宫苑凄惨悲凉景象,暮色之中,“长门”闭锁,唯有杜鹃啼血而已。三个分句,用“但”字领起,一气呵成。“玉树”三句,紧承前三句的意韵。摹写亡国的悲痛之情。“玉树”本指汉宫中之物,王朝倾覆,故“玉树凋土”,就连那金铜仙人也不免有辞离故国的悲伤。“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二句,用“衰兰送客咸阳道”(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玉树”、“泪盘”,都用来喻宋。“斜日未能度”,指“铜仙”,依依不舍,行动缓慢,标志着被迫北去的君臣对故国的无限留恋,与词题“送春”之意。
第三段写故国之思。仍以设问总起:“春去,尚来否?”“来”字重如千钧,怀有深深眷念之情。下面接着以江总、庾信之事来抒写亡国之痛。江总在陈后主时仕至尚书令,故称“江令”;陈亡后,他入隋北去。庾信本仕梁,曾出使西魏梁亡,被留长安,北周代魏,又不予放还;著有《愁赋》,以抒郁抑之情。
词人此时此刻的忧恨之情与古人相同,因此以“正”字领出“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两四字对句。同时,借风雨尽日袭击苏堤来渲染气氛,与第一段“斗转城荒”相绾合,使临安的景色更加凄迷荒凉。苏堤在杭州西湖外湖与里湖之间,堤上有六桥,桃柳成荫。此处以苏堤在风雨中飘摇之态,来暗指沦陷后的临安亦如苏堤一样,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送春”之际,作者只能“神游故国”,此二句扣紧“送春”,并对“尚来否”作了回答,说明故国的新春只能梦里依稀得见了。“花记前度”,由“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意仅来表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最后,“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一句,表示“人间无路”,以只能跟“孺子”共话亡国之痛结尾。“孺子”,指作者的儿子刘将孙。
这首词写在元军攻破临安之后,表达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爱的感情,许多词句如“春去人间无路”“谁遣风沙暗南浦”等,爱憎分明,显而易见。作者在词中运用借代和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春”象征着南宋王朝:“飞絮”暗喻南渡的君臣:“乱鸦”指代占领临安的元军等等。作者将这些日常所见的感受赋予主观的感情色彩。因此充分烘托出南宋灭亡的悲剧氛围。词的现实性和认识意义,也是通过这种气氛体现出来,为了强调这种氛围,词人运用了某些典故,因此送到了很高的艺术效果。此篇是专主寄托的成功之作。作者把南宋灭亡的伤痛哀悼之情和词中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交融浑化“浑化”的高水平,使读者也产生种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