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帐里鸳鸯交颈情》为最后一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投不觉时间太快,“恨鸡声,天已明”,郎君走时又约会期,留下了袅袅余音。
这是一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是讲“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唐诗),实际讲的是元代末年的种种腐败都是从前胡作非为恶性发展的结果。在现代看来,这篇对话也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一声警钟。
全文可分两段:
东陵侯的问卜为第一段。东陵侯在秦时为侯,在汉却下落成了庶人。这对其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值得荣耀的事情。他虽然也认识到了“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的道理,但由于“身在此山中”,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样便只好借问卜来寻找解脱。
司马季主对东陵侯的回答为文章的第二段。在这一段中,司马季主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了占卜的偶然性和荒唐。“鬼神何灵,因人而灵”,“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的观点,反映出作者进步的思想认识。在这一段中,作者阐述了事物发展的相对性,又论析了它们的矛盾性与统一性,并且也表明了自己的处世态度。应该说,作者在这里阐述和表明的一切,对于中国古代哲人来讲都不陌生,如《老子》、《庄子》等一些道家著所论证的大多就都有这种意味,而苏轼于《前赤壁赋》中写下的那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名言,简直更可以看作为本文的结论。刘基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只是复述前人已表达过的思想的情况下,仍为人们所乐道,所欣赏,原因就在于他把抽象的哲理形象化了。
这篇文章尽管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具有较为深刻、启人心性的思想,但其中无比深沉的感慨与难以排遣的牢骚还是明显可感的。这篇文章虽然采取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但无论是提问或是解答,都表明了旨在寻找自我解脱这一目的。问者的困惑,实际上也就是答者的困惑,而答者的困惑归根到底也是作者本人对世事的无可奈何、因此从总的方面看,作品所集中反映的无非是一种委运任化的生活态度。